海权与近代中国的历史命运

海洋，占据人类栖居的地球表面积的70.8%，海水占地球水圈总水量的97.2%；辽阔的海洋包容和滋润着大陆，调节着大陆的气候，蕴藏着无穷无尽的生物资源、矿物资源和能量资源。因此，无论怎样估计海洋对人类历史发展的重要影响和价值也不为过。1998年是联合国确定的国际海洋年，也恰逢中国近代史上着名的北洋舰队组建成军110周年。值此我们探讨海洋与近代中国历史命运的有关问题，自然是具有特别的意义。

一、海上军事斗争在近代中国的重要地位

1840年，英国殖民主义者发动鸦片战争，用他们的坚船利炮纵横驰骋于中国的万里海岸线，从海上敲开了中国封闭已久的国门；由此拉开了中国近代历史的序幕。约20年之后，英法联军的侵华舰队卷土重来，再次用坚船利炮纵横驰骋中国的万里海疆，然后驱兵北京城，点火焚毁了圆明园。1884年，法国远东舰队在侵华战争中肆行于中国东南海疆，在福建马尾港全歼了中国的福建水师。十年之后的甲午战争，更是上演了一幕兰色的历史大悲剧，日本海军全歼了中国海军北洋舰队；区区岛国从而将泱泱大清帝国彻底打跨。几年过后，八国联军的海军舰队又不费吹灰之力，迫使清朝政府接受了又一叠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将中华民族彻底推入半殖民地的黑暗深渊。此后的中国，更是国门洞开，有海无防；外国侵略者的军舰在中国的领海和内河横冲直撞，如入无人之地。

据不完全统计，自1840年鸦片战争开始的百余年间，英、法、日、俄、美、德等帝国主义列强，从海上入侵中国达84次，入侵舰艇达1860多艘，入侵兵力达47万人。百余年里，中国由一个独立的封建主权国家一步亦趋地沦入了半封建半殖民地的黑暗深渊，中华民族在此历史过程中虽不断抗争，但更多的则是历尽劫难，饱尝屈辱。回顾这一段不幸的民族历史，我们不难看到，外敌的不断入侵、特别是来自海上的外敌入侵，成为中华民族历史大劫难的直接根源。从一定意义上说，一部中国近代史，就是一部列强侵略中国的历史，更是一部列强从海上侵略中国并频频得手的历史。如果说侵略与反侵略战争是构成中国近代历史发展演变的重要内容之一；那么，在海洋方向入侵与反入侵的军事斗争，则显定着侵略与反侵略战争的胜负成败，从而也就决定了近代中国历史发展的命运。

二、中华民族在海洋方向的奋力抗争

自1840年鸦片战争之后，面对接连不断的强敌入侵危局，中国人民始终没有放弃或停止过反抗斗争。清政府中的一些有识之士对国家所面临的海洋方向的严重危机有着较为清醒的认识，并陆续提出了一些应对之策。鸦片战争刚一结束，一代思想宗师魏源就在不朽的着作《海国图志》中提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方略；他认为"夷之长技，一战舰，二火炮，三养兵练兵之法"。鉴于"海战全争上风，无战舰则有上风而不能乘"，魏源建议在广东虎门设立造船厂和火器局，专门建造坚船利炮。他甚至还规划出创立中国近代海军的初步方案，要用250万两白银建成拥有110艘西式军舰和3万名官兵的一支海军力量，聘请外国人来传授西方先进的海军技术和训练方法，精习驾驶、攻击之术，期成"必使中国水师可以驶楼船于海外，可以战洋夷于海中"的有利海防态势。在魏源《海国图志》问世的时代，还出现了林福祥的《平海心筹》、严如煜的《洋防辑要》、李光建的《海防新编》、桂文灿的《海防要览》、徐金镜的《海防事宜》等一批探讨海防问题的着作。以魏源为代表的这批有识之士及其着作，在19世纪40年代闭关锁国的铁桶天下，为近代中国海军建设的理论与实践拉开了历史的巨幕。

思想家的理论要付诸实践，往往需要经历一个漫长的过程。腐败的满清政府在鸦片战争结束之后便幻想苟安；但近20年后的第二次鸦片战争，中国再次落败。清朝统治集团中的一些军政重臣也提出了自己的见解。左宗棠于1866年向清廷提出∶"自海上用兵以来，泰西各国，火轮兵船直达天津，藩篱竟同虚设，星驰举，无足当之"，"而中国海船则日见其少，其仅存者船式粗笨，工料简率。海防师船尤名存实亡，无从检校，致泰西各国群起轻视之心，动辄寻逞强，靡所不至"，"若纵横海上，彼有轮船，我尚无之，形与无格，势与无禁，将若之何？"针对严峻的海上外患，左宗棠指出∶"欲防海之害而收其利，非整理水师不可；欲整理水师，非设局监造轮船不可"。

他特别注意到，不仅西洋各国的舰船越造越精，而且东邻日本也开始仿造轮船，并派人赴英国学习造船技术；为此他发出诘问∶"彼此同一大海为利，彼有所挟，我独无之，譬犹渡河，人操舟而我结筏；譬犹使马，人跨骏而我骑驴，可？"在左宗棠的多次恳切请求下，清政府批准创建了福州船政局（下设有造船厂和船政学堂），它成为中国近代海军和海防事业的第一个也是极其宝贵的造舰育才基地。

1874年，日本出兵侵犯台湾。此事虽以和谈告终而未开启中日战端，但它却在中国朝野上下引起强烈震动∶"现在日本之寻生番，其患之已见者也。以一小国之不驯，而备御已苦无策，西洋各国之观变而动，患之濒见而未见者也"。由此在清廷内部引发了一场海防大讨论。其中，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李鸿章的《筹议海防折》最令人注目。他在这篇洋洋万言的奏折中首先分析说∶"历代备边，多在西北。其强弱之势，客主之形，皆适相，且犹有中外界限。今则东南海疆万余里，各国通商传教，来往自如，集京师及各省腹地，阳托和好之名，阴怀吞噬之计，一国生事，数国构煽，实为数千年未有之变局ⅵ轮船电报之速，瞬息千里；军器机事之精，工力百倍。炮弹所到，无坚不摧；水陆关隘，不足限制，又实为数千年未有之强敌ⅵ"在阐述严酷的对外形势之同时，他特别强调了处理国际关系的根本是在于实力，"洋人论势不论理，彼以兵势相压，我弟欲以笔舌胜之，此必不得之数也"。李鸿章甚至还将海军海防问题提到新的社会发展高度来作认识∶"居今日而欲整顿海防，舍变法与用人，别无下手之方"。

在这次海防大讨论之后，李鸿章又急切进言呼吁购买铁甲巨舰∶"正值海防吃紧之际，倘仍议而未成，历年空言竟成画饼，不特为外人所窃笑，且机会一失，中国永无购铁甲之日，即永无自强日ⅵ"但腐败的清政府又一次不以为然地错过了一次可贵的历史机遇，没有大举兴办海军。1884年8月，中法马江一战，福建水师全军覆灭。战争刚结束，光绪皇帝就郑重颁布了"惩前桎后，自以大治水师为主"的上谕。随即总理海军事务衙门宣告成立，海军成为国家重要的经制军种之一，近代中国海军海防事业进入了黄金发展时期。随着大量外购军舰陆续到华服役，海军衙门于1888年秋上奏获准颁行《北洋海军章程》，标志北洋海军正式组建成军，它拥有铁甲巨舰（具有今天航空母舰的地位）2艘、巡洋舰8艘和炮舰等10余艘，总吨位超过4万。这是近代中国海军海防事业发展的强盛顶点。

三、"伤心问东亚海权"

1894年爆发的甲午战争，是世界近代史上一场典型的"海军制胜"战争。交战双方隔海相的地理态势，加之发动战争的日本军国主义政府围绕制海权所制定的作战计划，都决定了海军舰队在这场战争中至关重要的地位。众所周知的战争结果是，拥有庞大北洋舰队的中国又一次惨遭彻底的败局。

在甲午战争中，中国海军的北洋舰队不可谓"兵不强，马不壮"，以世昌为代表的广大爱国官兵不可谓作战不英勇。但不幸的是，北洋舰队在战争中却初受挫于丰岛、再遭创于黄海、最终全军覆灭于威海刘公岛，彻底铸成中国的败局。中国建成了一支在当时在亚洲乃至世界都令人刮目相看的具有一流阵容及其实力的海军，为什么还是逃脱不了失败的悲惨命运呢？1912年12月，中华民国第一任海军总司令黄钟瑛病逝；孙中山在哀悼黄钟瑛时有感于仍然严峻的海防形势而发出了这样的时代浩叹∶"伤心问东亚海权"。

的确，在弱肉强食的殖民年代里，正是海权这把锋利无比的时代利剑，在极大程度上主宰着国家与民族的历史发展命运。那么，海权究竟是什么呢？在甲午战争前几年，美国海军学院院长艾尔弗雷德·塞耶·马汉连续发表了《制海权对1660－1783年历史的影响》和《制海权对法国革命和法帝国1793－1812年历史的影响》两部伟大着作，以理性思维总结了海权理论，从而震动了整个世界。马汉的海权理论，将控制海洋提高到国家兴衰的最高战略层面。后来他在集其研究大成的《海军战略》一书中明确指出∶"海权包括凭借海洋或通过海洋能够使一个民族成为伟大民族的一切东西"；"无论平时还是战时，对海权的运用便是海军战略"。美国全美图书馆协会主席罗伯特·唐斯教授在其所着的《影响世界历史的十六本书》一书中，将马汉的《海军战略》与达尔文的《物种起源》、马克思的《资本论》等着作一同并列，认为它对整个人类历史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在以海军制胜的中日甲午战争中，交战之中日两国对海权的认识和利用（不论是自觉或非自觉）的程度高低，是从根本上决定了这场战争最终的胜负结局。

我们不应否认，在鸦片战争初次领教到西方列强坚船利炮的厉害之后，中国清朝政府和无数有识之士在海军建设方面投入了大量的财力和物力，甚至建成了一支在亚洲首屈一指的庞大舰队。但为什么中国发展近代海军却换不来国家的兴旺发达，反而在反侵略战争中连连失败？一言以蔽之的答案是，因为中国发展近代海军，从来就不是海权意识的产物；从来就没有与发展海权相联系。马克思和恩格斯曾指出∶"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19世纪以后，世界已进入了这样一个时代，每个国家，尤其是沿海国家的政治、经济、军事都无可选择地与海洋联系在一起，国家的兴衰荣辱也无可选择地与海军联系在一起。资本主义国家为贸易而向海外拓殖，为向海外拓殖而拼命发展海军；海洋和海军实际上已成为西方各国资本主义发展的国家战略问题。

拥有漫长海岸线的处于封建专制统治的中国，就这样被时代的发展裹挟进这个世界大潮。但是，中国发展近代海军并没有真正认识这一不可抗拒的世界大潮，而始终局限于对西方列强炮舰政策的一种本能反应，仅仅是一种企图重新关上国门的较低层面的军事防御对策。因此，中国发展海军的整个过程始终呈现出一种海患紧则海军兴、海患缓则海军弛的被动、消极和短视现象。即便是在中法战争结束后，清朝政府发出"惩前桎后，自以大治水师为主"的战略动员令时，清朝封建统治者也没有透彻洞悉世界发展趋势而改变和更新那种将汪洋大海仅仅当作天然屏障的陈腐落后的海洋观念，仍然顽固地将发展海军作为重关国门之策。因此在1888年北洋舰队组建成军之后，当清政府认为海军已经发展到"用之自守尚有余"的时候，便停止了海军的继续发展，甚至将有限的海军经费挪用于修缮皇家花园。这种低层面的思维方式，使中国近代海军的发展陷入了三个无法解脱的矛盾之中。

矛盾之一∶中国发展近代海军缺乏资本主义经济之"源"

18世纪到鸦片战争的百年间，清政府的年财政收入大致徘徊在不足4000万两白银的水平上，其中田赋一项就占到75-80%之高。百年经济发展的停滞实际上已等于负增长，加之鸦片贸易造成了巨额逆差，使清政府长期处于财政拮据、入不敷出的窘境。因此在鸦片战争时期，钦差大臣林则徐等人所进行的海防振兴事业，极少得到清政府在经费上的支持，全靠自行筹集款项。其来源一是历年洋商捐资的留成；二是动员商人临时捐资；三是向广东省大小官员和民间摊派。按当时建造之例价，一艘近海缉私快船需银432两，一艘能出远海的战船需银4300两；一门八千斤大炮需银400两，一座炮台为15000两。林则徐当时深感"筹措经费，实为首务"；其实，林则徐当时的举措仅是小规模的，但已感到经费上的头痛了。

及至李鸿章具体主持海军发展的年代，这一矛盾就更加尖锐了。1875年，清政府决定从东南几省的关税和金中，每年抽400万两充作海军经费，但因层层截留而从未满额，海军每年仅得到一半。此时，西方列强在资本主义工业革命完成之后，蒸汽机被普遍采用，海军装备朝着大型铁甲舰方向发展，如同恩格斯所言"国家现在造一艘军舰要花费以前建立一整个小舰队那样多的金钱"。1861年，中国购买那支挂洋旗的"阿斯本舰队"只需花费150万两白银；而到八十年代仅购买一艘7300吨级的铁甲舰，其费用就高达182.4万两。清政府向德国订造"定远"、"镇远"和"济远"三舰共需银400万两。这笔经费就是临时多方筹措的，其中有海防经费、轮船招商局所偿的贷款、皖南盐商的捐款等。由于经费有限，不能平均使用力量，清政府不得不集中力量先行发展北洋海军。由此可见，一个没有资本原始积累的国家，一个没有资本主义经济运行机制的封建落后国家，在当时是很难搞好海军建设和发展的。

矛盾之二∶中国发展近代海军没有资本主义政治之"本"

从军事经济理论上讲，"强兵"和"富国"实质上就是军事和经济的关系问题。一方面，军事的本原是经济，"强兵"最终要靠"富国"来实现；另一方面，军事又对经济有反作用，这种反作用既可表现为对经济的破坏和阻滞，也可能表现为对经济的促进和先导，在后一种情况下，"强兵"则成为"富国"的推动力。

中国的近代化必须从"强兵"起步。因为没有足够强大的海军，就不可能对付来自海洋的挑战，国将不国，焉富之有？这本身就体现出"强兵"对"富国"的反作用。另一方面，作为资本主义大工业的产物和先进科学技术的集中体现者，近代海军又有其不可抗拒的客观发展规律。它必须有一定的发展环境和条件，从根本上讲，就是需要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及其经济结构；如果没有，必须去建立和创造之。实际上，在大力发展近代海军的强烈军事需求的刺激下，中国在19世纪60年代已开始兴起了洋务运动，逐渐引进了大机器工业，采用了新的科学技术，培养了近代海军所比备的专门人才，使工业、科技、教育都加快了近代化的前进步伐。更为重要的是，它促使中国明朝末年以来生长缓慢的资本主义萌芽得到较快发展，逐渐形成了中国最初的官僚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造成了生产关系的部分改变。这实际上成为新的经济结构的先导，实际上在为"富国"开辟着道路；而这也恰恰正是使中国富国强兵的唯一通途。

然而，封建王朝并没能认清形势而抓住时机，进而顺其自然因势利导，使"富国"与"强兵"有机结合起来，互促相长；其根本原因就在于封建王朝在政治上的腐朽和落伍。当不改变生产关系已不能发展生产力的时候，清王朝宁愿限制生产力的发展也不许其越出封建生产关系雷池之一步。它千方百计地"禁海"，限制对外贸易，重农抑商，顽固抵制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发展，竭力维护封建主义的经济基础。在这种情形下，中国虽一度"强兵"在先，但听任"富国"滞后，终不能达到真正的"强兵"；于是，中国海军衰败，海上藩篱尽失，国家日益沉沦，其"自强"、"求富"的整个近代化事业亦终成泡影。

矛盾之三∶中国发展近代海军用之于"防"

近代海军是应资本主义开拓世界市场的需求而生长的，于之相适应的军事战略历来都是以进攻为主。而中国发展近代海军的意识产生于对海上外敌入侵的被动反应，所以中国近代海军尚在母腹中孕育之初，就单纯是为了防御，这与近代海军本身的历史使命相矛盾。西方资本主义列强是为了海外贸易和向海外扩张的原始积累而积极发展海军的；列强们需要与进行全球贸易和开拓殖民地相适应的海军舰队，需要与之相适应的战略、战术和技术。所有资本主义的海上强国对海权的运用都集中在海军战略上；这是以世界海洋为舞台的海军战略，是为整个国家发展战略目标服务的海军战略。

处在这一历史时代的清朝政府，在起步发展近代海军时却全然没有这样高瞻远瞩的国家发展战略。但说其完全没有国家战略意识也不确切，它毕竟是为了保持国家政治、经济上的闭关自守而发展海军的，其政治、经济和军事之间也有密不可分的联系，只不过从来就没有从国家需要控制和利用海洋的高度，将三者通盘筹划而去发展海军。这种低层次的国家战略，必然制约着海军的军事战略。因为服务于闭关自守的国家政治目标时，海军只被用于守卫海防，保住疆土；而不需要争夺海权，不需要具备远洋进攻能力和信心，也不需要与之相适应的战略战术。作为中国近代海军海防事业的主要经办人，李鸿章的海军海防思想也打上了缺乏海权意识的印记，并在甲午战争中造成中国海军北洋舰队的保守战略。李鸿章对国防的基本主张是陆主海从，他说∶"敌从海道内犯，自须亟练水师。惟各国皆系岛国，以水为家，船炮精练已久，非中国水师所能骤及。中土陆多于水，仍以陆军为立国根基。"1879年，李鸿章在《筹议购船选将折》中说∶"况南北洋浜海数千里，囗岸丛杂，势不能处处设防，非购置铁甲等船，练成数军决胜海上，不足臻以战为守之妙。......中国即不为穷兵海外之计，但期战守可恃，藩篱可固。"纵观李鸿章20年的海军海防思想，我们不难发现其具有三个基本点∶1.陆主海从的海囗防御和近海防御；2.不穷兵于海外的"建威销萌"；3.强调海囗要塞的防御作用。显然，李鸿章海军海防思想中所缺乏的，是以舰队决战的方式争夺制海权，正由于这种不是真正积极的海军海防思想，决定了北洋舰队在甲午战争中处于消极防御的被动状态。

在甲午战争中，李鸿章虽不允许北洋舰队株守军港而避战保船，但他对北洋舰队的作战指导思想并不是积极的，这主要是由于他缺乏舰队"海上决战"的明确思想。李鸿章在战争中对北洋舰队的作战指导原则是∶1.保全军舰；2.寻找战机袭击日军运兵船队；3.保护己方海上运输线的安全。这里，保全军舰仅用于保护自己的海上运兵线，这就必然使北洋舰队本应具有的战略使用价值被大打折扣，使这支颇具规模的海上机动攻击力量充当运输和护航队，最多也只能充当针对敌方运输船的突击队，而不能使敌方海军兵力受到致命打击，从而也就难以使北洋舰队在战争中获得彻底的胜利。

而要在甲午战争中取胜，则必须采取主动而大胆的攻击行动，这就要求北洋舰队随时做好与日方海军主力进行海上决战的思想与物质准备，而决非时时谨防或惧怕与日方舰队进行实际上难以避免的海上决战。与李鸿章的海军作战指导思想完全相反的是，日军大本营非常明确地将通过海上决战而歼灭北洋舰队列为日本海军的首要作战任务（以此为其输送陆军主力进入渤海湾登陆进而实施直隶平原决战而创造必备条件）。从纯军事意义上说，日军大本营这种明确的"海上决战"的海军作战指导思想是可取的，这也正是李鸿章和中国军政当局所亟缺的一条。仅此一点，就充分显露出中日两国在海军战略暨海权运用方面的明显高下之差，其在战场上的后果则是十分严重的。

中国近代海军的起步并不迟于日本，中国当时完全具有与日本同等的在亚洲崛起的历史机遇。可惜的是，中国统治者没有海权意识，没有为争夺海权而发展海军的意识，而是企图将一个产生并服务于资本主义的近代新军种纳入封建主义的陈旧轨道，企图用代表和体现着资本主义先进生产力的坚船利炮去维护濒临死亡的封建主义生产关系。不论19世纪下半叶中日两国执政者对海权的重大战略价值是否有共同的认知，但他们在海军战略方面的实践，已最终充分证实和检验出海权的重大作用。从这个意义上说，正是海权这一把无情的时代利剑，决定了近代中日两国截然不同的历史命运；而依凭海军制胜的甲午战争，也是历史对中日两国的评判。近代中国在海权方面的历史教训，值得我们认真深思和记取。

结束语

今天，二十世纪即将成为历史；新的二十一世纪即将来临。历史已有了长足的发展；历史也给海权注入了崭新的内容。截止到马汉的时代，海权理论中的海洋，还仅仅被视为是各个大陆之间的交通介质，即仅仅被视为是海上的交通线而已。但随着历史的演进和科学技术在二十世纪的迅猛发展，人们很快又欣喜地发现海洋这个交通介质本身就蕴藏着人类可以开发利用的大量资源。已有百余年历史的海洋科学告诉我们∶海洋拥有种类繁多的生物资源（共有数十个门类约2万种植物和18万种动物），可向人类提供极其丰富的高蛋白食物；海洋潜藏着巨量的矿产资源，主要有石油、天然气、煤、铁、硫、锡、砂、锰结核、热液矿等；此外海洋还拥有无穷的海水资源与海水化学资源、海洋能源、海洋空间资源等。因此，世界各国都普遍认为，二十一世纪是海洋的世纪。

海洋，从被人们视为海上交通的介质，到被人们视为是一个几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巨大战略资源宝库，人类这一认识上的飞跃是历史性的，也大大出海权理论大师马汉当年的预料之外。但随着人类认识上的这一巨大历史性飞跃，海权理论也必将历史地被注入更新、更丰富、更深刻的内涵；人类未来在海洋上的竞争势必更加激烈甚至更加残酷无情。因此，从更加深远的历史意义上去思考，我们就不难得出结论∶无论怎样高地估计海洋的价值，都不为过。有鉴于此，我们首先有必要对我们中华民族在海权方面的历史经验教训进行认真的总结和记取；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在未来海洋世纪的激烈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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