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 决 战

第四章 平津战役

第七节 和平解放北平

(一)

   傅作义,字宜生,早年投笔从戎,保定军官学校第五期毕业,参加过辛亥革命,后在阎锡山部任职,北伐战争期间,率部坚守孤城涿州三月之久,获得“守城名将”美称,后历任天津警备司令、第35军军长、第8战区副司令长官等职,“九一八”事变后,率部参加长城抗战和绥远抗战,取得过百灵庙大捷的胜利。“七七”事变后,率部在晋绥地区坚持抗战,先后取得过包头、绥西、五原等多次战役的胜利,成为全国闻名的抗日名将。抗战胜利后,先后任第十二战区司令长官、张垣绥署主任、华北剿总司令。1946年10月率部攻占了晋察冀解放区的中心城市张家口,达到了国民党在华北地区军事上的颠峰。但到了1948年10月,随着辽沈战役的结束,东北国民党军主力全军覆没,他认识到华北国民党军将面临东北、华北解放军的联合打击,华北国民党军危在旦夕,摆在他面前有三条路:战、和、走。战,谈何容易;走,走得了走不了?和,怎么和?三条路都不好走。

   傅作义最终选择了“和”是经历了一个曲折的过程的。1948年10月,傅作义对共产党取得战争胜利已有了预感,他在几个亲信中流露“罢战求和”的思想,并于11月托人捎信给毛泽东,表示要求和谈,请中共派人来北平,商讨有关事宜。但他对走这条路是顾虑重重,他曾对手下人说,这么做,我是冒着“三个死”的危险:一是被蒋介石知道后,不是被中央军嫡系部队打死,就是被军统、中统的特务杀死;二是多年来对自己部下灌输的是反共戡乱的思想,如今来了一个180度的大转弯,难保有人思想不通,被部下打死;三是与中共作战多年,多有胜绩,如今战局不利,想同他们和谈,中共会原谅我吗?会不会被中共当作战犯处死?这充分说明了傅作义当时的顾虑。

   为摸清自己嫡系部队将领对局势和前途的看法,傅作义采取个别谈话和小型会议的方式,秘密进行交流,统一内部思想。1948年12月15日,傅作义在中南海居仁堂秘密召开了嫡系将领会议,会上傅作义就问:如果北平走和平解决的道路,愿不愿跟我走?与会者绝大多数表示支持和谈。

   与此同时,傅作义通过各种渠道试探中共对和谈的态度。尤其是11月上旬,他通过北平地下党致电毛泽东,表示认识到自己过去的错误,现在要求和谈,请求中共派南汉宸来北平谈判,并报告了他在北平所掌握的陆、空军部队的数目。11月中旬,又派民主人士彭泽湘、符定一到石家庄,直接了解中共对和谈的态度。通过一系列的试探,傅作义终于了解到和谈之路是可行的。

 

(二)

   北平,拥有二百十万人口,是华北第一大城市。是一座历史文化名城,有着三千多年的悠久历史,辽、金、元、明、清及北洋政府均以北平为首都,名胜古迹很多,清华大学、北京大学、燕京大学等著名的高等学府,国立北平图书馆是当时全国最大的图书馆,藏书达数百万册。完全可以说,当时的北平集中了中华民族最宝贵的精神财富。为尽量保全北平不被战火所毁,中共也希望能进行和谈。

   早在1919年,李大钊就在北平建立了马克思主义小组。土地革命战争和抗日战争中,中共在北平的力量有了很大发展。解放战争开始时,中共在北平建立了北平市委,以刘仁为书记,下设学生、工人、平民、铁路、文化五个工作委员会,分别领导开展斗争。后来,北平市委撤消,改为华北局城市工作部,仍由刘仁任部长,直接领导上述五个委员会工作。北平地下党开展了卓有成效的工作,并不断壮大了力量,到平津战役前夕,北平地下党党员已发展到三千多人,外围组织民主青年同盟、民主青年联盟等已有五千余人,在工厂、学校、铁路、报社,以及国民党的党、政、军、警、宪、特机关中,甚至傅作义的身边都有地下党。北平地下党还掌握有三个地下印刷所,三部电台,能接受中共中央和华北局的指示,随时报告北平市内的情况。为加强对北平地下党的领导,1948年11月成立“迎接北平解放指挥部”,以余涤清为负责人,协调各工作委员会之间的联系。

   中共华北局认为傅作义虽然反共日久,但他在抗日战争中与中共曾有过很好的合作,1933年6月中共就派张经武到归绥动员傅作义抗日。1933年8月又派南汉宸和彭雪枫持毛泽东的亲笔信与他会晤。抗战时期,周恩来、彭德怀也多次与他会晤,双方关系融洽,在作战中,多次并肩战斗相互支援。而且与蒋介石也存在这样那样的矛盾,在蒋介石政权即将崩溃之时,是有争取傅作义和平解决北平的可能。因此,指示北平地下党,利用有利的军事形势,利用各种社会关系,直接做傅作义的工作。

   北平地下党主要通过三条渠道做傅作义的工作:

   一是通过傅作义的女儿,中共地下党员傅冬菊。傅冬菊的公开身份是天津《大公报》的记者,为了开展对傅作义的工作,中共华北局指示天津地下党,通过关系将傅冬菊和她的丈夫也是中共地下党员的周毅之一起调到北平。1948年11月,傅冬菊就根据地下党的指示,向傅作义正式转达了中共希望他和平解决北平问题的意见,傅作义表示可以考虑。随后,傅冬菊就留在傅作义的身边,一边利用机会劝说其与中共合作,和平解决北平问题,一边将傅作义的各方面情况,包括他每天的神态、情绪等,及时报告给地下党,再转到平津前线指挥部和中央军委,为指挥部作出正确判断制定正确决策,提供了重要的依据。

   二是通过傅作义的老师,少将参议刘厚同。刘厚同参加过辛亥革命,具有民主进步思想,对蒋介石排除异己的做法很不满。他与傅作义私交很深,时常一起讨论时局,他对傅作义说:政治是军事的根本,没有政治不修明而军事能取胜的。南京国民党政府政治腐败,官吏贪污腐化,失败是必然的。刘厚同的女儿刘杭生是中共外围组织的成员,通过女儿的介绍,他对中共的政策有一定的了解。因此,地下党选择他为主要工作对象,由地下党的负责人崔月犁和杜任之去做刘厚同的工作,再通过刘厚同去做傅作义的工作。当傅作义和战难决之际,刘厚同做了细致的说服工作。当平津战役逐步发展,刘厚同更是规劝傅作义当机立断,对历史负责,对人民负责,对北平负责。后来在中共北平地下党的劝说下,刘厚同放弃了鼓动傅作义发表和平通电,力促傅作义通过谈判和平解决北平问题。刘厚同的劝说,对傅作义和平解决北平问题起了一定的促进作用。

   三是通过地下党员李炳泉的堂兄李腾九做傅作义的工作,李炳泉的公开身份是傅作义创办的《平民日报》的记者,李腾九则是傅作义的联络部长,是傅作义的心腹之一。李炳泉经常与李腾九讨论时局,说明中共的方针政策,逐渐作通了李腾九的思想,再通过李腾九去做傅作义的工作。当1948年12月中旬,傅作义让李腾九去找个真正的共产党,李腾九就乘机把李炳泉引荐给傅作义,李炳泉向傅作义转达了中共北平地下党的意见,要求他作出决断,与中共进行和平谈判。就这样,李炳泉就成为傅作义与中共谈判的联系人。

   与此同时,中共北平地下党还发动各界群众,开展和平解放北平运动。使和平解决北平问题成为当时北平人民的一致要求。12月中旬,傅作义邀请许德珩、徐悲鸿、周炳琳、马衡、郑天挺、朱光潜、杨人缏、贺麟、叶企荪、王铁崖、胡先骊等二十多位知名学者、社会名流到中南海座谈,畅谈时局。与会者一致认为只有和平,才是唯一出路。徐悲鸿说:“北平两百万市民的生命财产,系于将军一身。当前战则败,和则安,这已是目前的常识问题。”杨人缏更是言语激扬:“内战已给人民带来很大灾难,仗不能再打了,如果傅先生顺从民意,采取和平行动,作为历史学家,对此义举,一定要大书特书。”傅作义感慨地说:我的要好朋友现在都主张和平谈判。

   此外,中共地下党还给北平的国民党党、政、军、警、特、宪负责人寄发传单,宣传中共的政策,规劝他们起义,投诚。在这些工作的影响下,蒋、傅系统的一些军长、师长、团长,甚至军统的北平站站长都表示愿意起义。

(三)

   在中共政策的感召下,在解放军巨大军事压力下,在地下党有力策动和争取下,在北平各界群众的强烈要求下,傅作义终于正式派出代表与解放军进行和平谈判,从1948年12月19日到1949年1月16日,双方共进行了三次正式谈判。

   第一次谈判:

   12月上旬,解放军已将傅作义的嫡系部队分别包围在张家口、新保安、北平等地,并已占领南口、宛平、丰台、通县等地,直接威胁北平。傅作义深感形势危急,和平谈判迫在眉睫,便于12月14日派《平民日报》》社社长崔载之,在地下党代表李炳泉的引导下出城,来到东北野战军第11纵队驻地,准备前往石家庄与中共中央谈判。

   12月16日,平津前线指挥部将傅作义派代表出城要求谈判报告中央军委,中央军委随即复电,对傅作义的谈判以争取其放下武器为基本原则。可允许减轻傅作义及其部下的惩处和保全私人财产为条件,争取其下令放弃武器。考虑到傅作义的嫡系部队或被歼,或被围,目前在北平、天津、塘沽等地大多是中央系部队,傅作义很难指挥,要试探他有没有命令中央系缴械的权力,如他没有这种权力,可向他提出让解放军进城去解决中央系部队。

   12月17日,崔载之、李炳泉来到平津前线指挥部所在地附近的八里桥,受到了东北野战军参谋处长苏静的接待。崔载之表示是代表傅作义前来谈判,提出了傅作义的谈判条件:要求解放军让出南苑机场;解放军将被围在新保安的第35军两个师放回北平,以对付在北平的中央军;在适当时机发表和平通电。并特别指出,傅作义对中央系部队不能完全控制。

   12月19日,中央军委致电林彪,进一步明确与傅作义谈判的基本方针,那就是彻底解除他们的武装,决不允许其保存武装力量。

   同日,刘亚楼与崔载之举行了正式谈判。刘亚楼根据中央军委确定的方针,表示和谈必须以放下武器为前提,任何形式保留武装的企图都绝不可能接受。和平解决之后,保证傅作义和部下的生命财产不受侵犯。傅作义想发表通电,成立华北联合政府,是不切实际的幻想,也不能接受。鉴于平津地区主要是中央系部队,傅作义又无法下令其缴械,可以允许傅保留两个军,先将中央系的军、师长逮捕,再宣布起义。或者让路给解放军,由解放军进城解决中央系部队。崔载之将解放军的意见报告了傅作义,傅作义答复在平津地区的中央系部队比他的部队多十多倍,逮捕中央系的军、师长没有把握。对解放军提出的解除武装的要求,认为难以接受。所以对参谋长李世杰说,双方条件相距太远,根本不能谈,你还是准备打仗。一方要保留军队,一方要解除武装,相距太远,第一次谈判没有取得任何进展。

    12月下旬,中共中央决定以战促和,采取军事、政治双管齐下的方针,军事上对傅作义集团发动了攻势。12月20日,解放军隔断了北平与天津间,天津与塘沽间的联系,切断了其东西退路。21日到22日,全歼新保安之第35军的两个师。23日至24日,又全歼了张家口之第105军。至此,基本消灭了傅作义的嫡系部队。这就促使他以较为现实的态度去估计自己,估计对手。政治上,12月25日,中共公布了四十三名头等战争罪犯的名单,傅作义也名列其中。为了分化像傅作义这样的地方实力派,新华社在另一则报道中指出:只要下令全军不做抵抗,缴械投降,将可减轻处罚。这对傅作义震动极大。1949年1月1日,中央军委致电林彪,随着新保安和张家口之敌被歼,傅作义在北平的地位已起了变化,现在才真正谈得上和平解决。应认真加紧对傅作义的工作,将我方原则转告傅作义,一目前不要发和平通电,此电一发,傅将受到中央系部队的压力,甚至会被解决,此种做法既不实际,也不安全。二将傅作义列入战争罪犯名单,既是因为他反共日久,负有战争罪责,也可提高他在中央系部队面前的地位。只要他能和平解放北平,就可以赦免其战争罪行,并允许保存部属,北平城里傅作义的嫡系部队可不缴械,编为一个军。三不要去南京,以免被蒋介石扣留。上述意见,表明了中共的原则和立场,并且体现了对傅作义本人的关心,由李炳泉转达给傅作义。傅作义知道后,表示将继续谈判,并希望就更具体的问题展开谈判。1月5日,林彪、罗荣桓发表《告华北国民党将领书》表明解放军愿意采取和平方式来解决平津问题,要求他们学习长春郑洞国将军,举行起义。解放军对起义官兵一律给予宽大。并强调,无论是哪一级军官,都可前来接洽和平解决事宜。

   蒋介石对傅作义与解放军的和谈也有所察觉,为阻挠谈判,蒋介石多次派人到北平,对傅作义进行拉拢、胁迫。

   1948年12月15日,派傅作义昔日在晋军中的同僚,军令部长徐永昌来北平,劝其将部队分两路撤往塘沽和青岛,在经海路南撤。傅作义以目前形势不可能为由予以拒绝。

  1948年12月23日,蒋介石派次子装甲兵参谋长蒋纬国携他的亲笔信飞到北平,劝傅作义率部从塘沽海运南撤,并承诺南撤后将任命傅为华南军政长官。仍被傅作义拒绝。

   1949年1月6日,派国防部次长郑介民再次携蒋介石的亲笔信来北平,劝其南撤,不要与中共和谈。又被傅作义拒绝。

   蒋介石见无法使傅作义南撤,就命令平津地区部队抵抗到底。此时,平津地区国民党部队中中央系的兵力大于傅作义嫡系部队的十倍,这些部队名义上是由傅作义指挥,实际上都听命于蒋介石,如何分化、安抚、说服他们,需要时间。这期间为防止万一,傅作义将自己的嫡系部队——新组建的第35军、104军部署在北平城内,将中央系的第13军、16军、31军、62军、92军、94军、101军部署在北平郊外。

   第二次谈判:

   傅作义原打算邀请其他党派或社会知名人士出面与中共斡旋,恰好民主同盟北平负责人,燕京大学教授张东荪与他会晤,建议他与中共罢战言和。傅作义就决定派华北剿总土地处少将处长周北峰与张东荪一起于1月6日出城谈判。

   1月8日,聂荣臻与周、张会谈。周、张转达了傅作义的条件:北平、天津、塘沽、绥远一起解决;北平、天津要有其他人士主办的报纸;联合政府中要有进步人士参加;军队不采用缴械的办法,有步骤的从驻地调出,分驻各地进行整编。

   1月9日,聂荣臻代表中共答复:北平、天津、塘沽、绥远本应一起解决,但平津两地大军云集,军民粮食有较大困难,所以应先解决平津;国民党军队可按傅方提议,先调出在平津的驻地,按照解放军的制度进行改编,具体办法由双方代表在三天里商议决定,塘沽、绥远可在平津解决完毕后,照此办理;关于报纸和联合政府中的组成,中共早在民主纲领中就有,故不成问题。

   在当天的正式会谈中,双方着重讨论了傅方军队出城改编的问题,周北峰又提出,傅作义所属部队以团为单位出城改编;释放在新保安、张家口、怀来战斗中被俘的傅部官兵,不以战俘看待;安排傅方军队、行政、文教人员,对其以往罪行既往不咎;对傅作义本人给予适当安排。聂荣臻随即根据中央指示,逐条作了答复:在所有军队解放军化,所有地区解放区化的前提下,以整编方式改编傅作义所属部队,要求其先头部队必须于1月12日十三时前出城;新保安、张家口、怀来被俘人员一律释放;对傅部下属一律不咎既往,愿意留下者安排适当工作,愿意回乡者,发足路费,颁发证明,准予返乡;对傅作义本人,不以战犯看待,政治上给予一定地位,保证其私人财产安全。

   1月10日,双方继续会谈,就军队的改编办法,军政机关的接管,人员的安排等具体问题进行磋商,中午时分达成《谈判纪要》。林彪、聂荣臻和周北峰分别在纪要上签字。当天下午,周北峰带着纪要返回北平,并向傅作义汇报了详细经过。傅作义认为所谈问题还不具体,有些条款需要再商量。并于次日致电中共,有关部队出城改编,由于部队成分复杂,说服工作仓促难成,所以出城时间,要看准备工作进程再行商定。

   实际上,傅作义的这番犹豫是有深刻原因的,此时南线的淮海战役已经结束,蒋介石嫡系部队中的精锐主力损失殆尽,以李宗仁、白崇禧为首的桂系,正利用这一时机逼蒋下台,同时提出和谈主张,并获得湖南省主席程潜、河南省主席张轸的支持,最终迫使蒋介石于1949年元旦宣布下野。一时间,国民党内部大谈和平,如果全国实现了和平,平津自然也会得到和平,因此,傅作义当然希望等待全国和平的到来。所以坚守平津,既是傅作义本身的需要,也是李宗仁、白崇禧谋和的需要。同时,傅作义也低估了解放军的力量,他认为要攻克像北平、天津这样坚固设防的大城市,绝非易事,并且知道解放军不愿用炮火破坏这两座城市,就想利用这点来拖延时间。基于上述原因,傅作义还想拖一拖。

   为表示中共的诚意,平津前线指挥部根据中央军委指示通知傅方代表,推迟了原定出城时限,平津守军至迟须于13日十二时前出城,否则解放军将于14日发起对天津的总攻。

   此时,天津已陷入解放军的重围,天津各界群众强烈要求和平解决,傅作义本可下令停止抵抗,但他给陈长捷的命令却是:坚决守住,就有办法。于是陈长捷拒绝了解放军的劝降。中央军委认为傅作义缺乏诚意,是借和谈拖延时间,决定边谈边打,以打促谈。一面欢迎傅作义再派代表来谈判,一面宣布第三次谈判不再包括天津。据此,平津前线指挥部下达了14日总攻天津的命令。

   第三次谈判:

   1月13日,傅作义派华北剿总副司令邓宝珊与周北峰为代表出城谈判。当天下午,邓、周来到平津前线司令部所在地通县宋庄附近的五里桥。

   1月14日,林彪、罗荣桓、聂荣臻与邓宝珊、周北峰举行正式会谈,聂荣臻指出,天津守军出城的最后时限已过,解放军已开始攻击天津,所以此次谈判不包括天津,并表示天津所遭受的破坏,应由傅作义完全负责。邓宝珊认为,解放军不可能迅速攻占天津,还反问林彪;你们计划打几天?恐怕三十天也打不下。

   1月15日,解放军仅用二十九个小时就全歼天津守军,攻占天津。战斗过程如此之短,完全出乎傅作义的意料,使傅作义失去了谈判的一个重要筹码,也给了北平国民党军严重警告,使他们进一步明白了解放军的攻击力之强,是难以抵挡的。傅作义不得不指示邓宝珊加紧谈判,尽快达成协议。

   1月16日,为敦促傅作义下定决心,尽快达成并实现和平协议,毛泽东以平津前线指挥部的名义致函傅作义,要求傅作义以下述两种方法之一实行:一是自动放下武器,并保证不破坏文化古迹,不杀戮革命人民,不破坏公私财产、武器弹药及公文案卷。二是如果不愿自动放下武器,而愿意离城改编,解放军为保全北平不受破坏起见,也允许这样做。上述两项办法,任凭选择,并再一次给予考虑及准备之充分时间,这一时间为1949年1月17日一时起,到1949年1月21日二十四时止。

   在双方进行和平谈判期间,北平地下党,通过多种方法和渠道,积极开展对傅作义及其周围人员的工作,既对傅作义施加了影响,也及时掌握了傅作义的动态。加上北平各阶层人士不断劝说傅作义,一些名流学士也希望傅作义顺应民意走和平之路。以上这些因素,都对傅作义产生了积极作用。而且时局的发展,也最终促使傅作义决定脱离国民党,走和平改编的道路。

   1月16日晚,双方就北平守军出城的时间、地点,进行改编的原则和具体办法,华北剿总所属团以上军官的安置原则,北平军政机关和文教、卫生单位的接收,达成了基本协议。并商定,由东北野战军参谋处长苏静随邓宝珊一起进北平,具体拟定协议条款,周北峰暂留五里桥,以便于联系。

   1月17日,苏静随邓宝珊一同进城。傅作义在听取了邓宝珊关于第三次谈判的情况汇报后,对达成的协议表示满意。

   1月18日,傅作义指示华北剿总政工处长王克俊、机要秘书阎又文、崔载之同苏静具体商谈实施方案。

   1月19日,双方拟定出《关于和平解决北平问题的协议》,并经平津前线指挥部和傅作义的批准。

   1月21日,苏静和王克俊、崔载之分别代表双方在协议上签字。

   协议各项如下:

(1)     自本月22日十时起双方休战。

(2)     过渡期间,双方派员成立联合办事机构,处理有关军政事宜。

(3)     城内部队兵团以下(含兵团)原建制、原番号自22日开始移驻城外,于到达指定驻地一个月后实行整编。

(4)     移驻城外的部队携带一周补给,以后由联合办事机构负责补给。

(5)     华北总部成立结束办事处,负责对出城部队的管理约束,并由联合办事机构联合办理出城部队补给事项。

(6)     城内秩序之维持,除原由警察及看护仓库部队外,根据需要暂留必要部队维持治安,当解放军警卫部队入城后,逐次接管,但傅作义仍可保留必要之警卫部队。

(7)     北平行政结构及所有中央、地方在北平之公用企业、银行、仓库、文化机关、学校等暂维持现状,不得损失遗失,听候联合办事机构处理,并保障其办事人员之安全。

(8)     河北省政府及所属机构暂维持现状,不得损失遗失,听候联合办事机构处理,并保障其办事人员之安全。

(9)     金圆券照常使用,听候另定兑换方法。

(10)           军统、中统情报人员停止活动,听候处理。除违背此项命令别有企图,从事破坏行为者依法处理外,一律不咎既往。

 (11)一切军事工程一律停止。

 (12)在不违背国家法令下,保护在北平各国领事馆、外交人员及外侨生命财产之安全。

(13)联合机构成立后,即释放政治犯。原华北地区被俘高级军官于北平接管

后一律释放,中下级军官可随时释放。

(14)           原华北地区伤患官兵之医疗、阵亡者之安葬、遗族之抚恤、军眷之安置,在双方协助下,仍由华北总部结束办事处分别妥善办理。

(15)           邮政电讯不断,继续保持对外联系,由军事代表检查。

(16)           各种新闻报纸仍继续出刊,俟后重新审查登记。

(17)           保护文化古迹及各种宗教之自由与安全。

(18)           人民各安生业,勿相惊扰。

在附件中还规定:联合办事机构由七人组成,解放军方面:叶剑英、陶铸、戎子和、徐冰,傅作义方面:郭宗汾、周北峰、焦实斋。以叶剑英为主任,郭宗汾为副主任。

   同一天,傅作义在中南海居仁堂召集高级军政官员会议,先由参谋长李世杰讲述了当前形势及和谈经过,再由王克俊宣读了协议条文,随后征求与会者的意见,绝大多数人表示赞同,只有少数中央系将领不愿留下来执行协议,要求回南京。为减少执行协议的阻力与破坏,在征得解放军同意后,傅作义允许第四兵团司令李文、第九兵团司令石觉及第13军、16军、31军、94军团以上军官于23日乘飞机返回南京。会后,傅作义即将协议正式下达到各部队执行。

   1月22日,《北平日报》等报刊刊登了协议的要点,北平市民得知后,奔走相告,欣喜万分。

   为保证北平的守军顺利开出城外,使傅作义有比较充裕的时间来部署,中央军委指示平津前线指挥部,傅部第一个军的部队在22日按照原定计划出城外,其余各部适当可以推迟。傅作义也作出了精心部署,以嫡系骑兵第4师于22日最早出城,其余各部从26日起陆续出城,以重建的嫡系第104军负责维持北平治安,最后出城。

   平津前线指挥部成立北平警备司令部,任命第13兵团司令程子华为警备司令兼政委,由第4纵队担任北平的警备任务。在第4纵队入城前,特别进行了为期一周的城市政策纪律教育,由于政策纪律教育细致深入,使第4纵队在北平警备过程中赢得了“仁义之师”的盛赞。

   1月31日上午十二时三十分,第4纵队之第10师从西直门进入市区,与傅作义部第104军交接防务,至此,北平宣告和平解放。平津战役也宣告结束。

   2月2日,第4纵队的第10、11师入城,北平军事管制委员会和北平市人民政府也同时入城办公。

   2月3日,解放军举行了盛大的入城式。


作者:周明

Email:zmgym@online.sh.cn

1999年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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