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作者：胡不乖
一、毛泽东的大手笔：打到外线，经略中原，建立夺取全国胜利的前进基地；要刘邓野战军下决心不要后方，以半个月的行程，直出大别山。刘邓胸怀全局，勇挑重担，提前挥师南下，蒋介石梦醒已迟。
刘邓大军千里跃进到大别山，从黄河南岸一跃而饮马长江，从晋冀鲁豫的老解放区一跳跳到蒋介石南京的卧室门口，整个战局一下子变了。
如果说这是毛泽东的大手笔,那也是战争逼出来的。
在解放战争第一年里，国民党军队大举进攻解放区，虽说解放军在老区人民的配合下，歼灭了大量敌人，但在解放区作战的困难也日益增多。一是人力物力不足以供应战争的需要，征兵征粮比较困难，解放区的人民开始出现逃亡现象。刘伯承在1948年6月份中原军区召开的一次高干会上曾讲：“冀鲁豫养83万军队，财经极度困难，人民负担非常严重，济源地区人民开始逃亡，造成中央苏区结局实有可能。”二是在解放区内粉碎国民党军的进攻，回旋余地大为缩小。在若干年后，邓小平曾回忆当时的情景说，晋冀鲁豫解放区经过一年内线作战，“农民的鸡、猪、牲口看见的不多了，村里的树也少了。”粟裕也回忆说：“人力、物力的消耗空前巨大，山东的水都几乎要喝干了。”在这种情况下，党中央在《解放战争第二年战略方针》中规定：“举行全国性的反攻，即以主力打到外线去，将战争引向国民党区域，在外线大量歼战，彻底破坏国民党将战争继续引向解放区，进一步破坏和消耗解放区的人力、物力，使我不能持久的反革命战略方针。”
毛泽东在1947年8月11日致陈毅、粟裕的电报中也说：“解放战争第二年，总的意图是将战争引向国民党区域，使我内线获得喘息机会，以利持久。”
中央决定，在解放战争第二年，晋冀鲁豫野战军主力，由刘邓亲自指挥，从国民党南线战略防御的中央实施突破，先战鲁西南，然后挺进大别山，以淮河以南，长江以北，平汉路以北，淮南铁路以西为作战落范围，这样，就可以东胁南京、西逼武汉、南抵长江、驰骋中原，就可以把敌人吸引过来一部分，山东陕北和其它战场的担子，就可以减轻一些。
晋冀鲁豫野战军一部，由第四纵队司令员陈赓、政治委员谢富治指挥，通称“陈谢大军”，从晋南渡黄河，挺进豫西，以黄河、渭水以南、汉水以北，平汉路以西，西安、汉中线以东为作战范围。
华东野战军主力，由司令员兼政治委员陈毅，副司令员粟裕亲自指挥，通称“陈粟大军”，先挺进鲁西南，然后进军豫皖苏边区，以黄河以南，淮河以北，平汉铁路以东，运河以西为作战范围。
三军挺进中原，刘邓大军挑着的是一副很重的担子。邓小平在若干年后回忆说：“往南一下就走一千里，下这个决心，真了不起，从这一点上也可以看出毛主席战略思想的光辉。而这个担子落在了二野身上，整个解放战争最困难的是挑这个担子，是挑的重担啊。”千里跃进大别山，是从有后方作战到无后方作战，这对刘邓大军是个考验。战士们大都是北方人，惯于平原作战，这下不但到了南方，还要进行山地作战。困难之多和困难之大尤其不可胜计。这些问题都是客观存在的，也是无法避免的，无论迟走还是早走，都是必定会遇到的。当前最大的问题是，究竟什么时候走，哪一天走好？
早在打羊山集的时候，毛泽东就以中央军委名义在7月23日向刘邓发来电报，催促刘邓早走。电报中说：为了确保和扩大开始取得的战略主动权，羊山集可打可不打。“刘邓对羊山集、济宁两点之敌，判断确有迅速攻歼把握，则攻歼之，否则立即集中全军休整十天左右，除扫清过路小敌及民团外，不打陇海，不打新黄河以东，亦不打平汉路，下决心不要后方，以半个月行程、直出大别山，占领大别山为中心的数十县，肃清民团，发动群众，建立根据地，吸引敌人向我进攻打运动战。”
7月27日，中央军委再电刘邓：“望你们立即集合全军休整补充半个月，执行中央梗电（即7月23日）任务。”
7月28日羊山集打下来了。
但刘邓还想在鲁西南再打一两仗。他们于28日致电中央军委说“我们当前敌人有17个旅，除四十四师外，战斗力均不强，山东敌人又难西调，仍有内线歼敌之机会。如果在陇海路南北机动两个月，并消灭七八个旅以上，则南下更少困难。”这电报也如实报告了一些立即南下的难处。部队渡过黄河以来，已经连续作战28天，连口气都没喘，更别说停下来休整了。虽说歼敌5.6万人，但自已也伤亡了1.3万人；弹药消耗殆尽，特别是炮弹无法补充；医院已人满为患，又没有新兵补充，俘虏不少，但至少也需要20天的教育争取；经费不足，冬衣更是没有着落。因此，刘邓向中央军委建议仍在内线作战，然后有依托地向国民统治区推进。
中央军委和毛泽东十分尊重前线指挥的意见，于7月29日致电刘邓陈粟，并告陈谢及彭德怀：“刘邓全军休整半个月后，仍照刘邓原来计划，第一步依托豫皖苏，保持后方接济，争取大量歼敌，两个月后看情况，或有依托地逐步向南发展，或直出大别山。”但同时指出：“现陕北情况甚为困难（已面告陈赓），如陈谢及刘邓不能在两个月内以自已有效行动调动胡军一部，协助陕北打开局面，致陕北不能支持，则两个月后胡军主力可能东调，你们困难亦将增加。”
在鲁西南郓城以南赵家楼的野战司令部，刘伯承和邓小平接到中央军委的这封电报，他们看了十几遍，谁也没有说话。邓小平拿起铅笔，在“陕北情况甚为困难”下面划上重重的圆圈。刘邓深知，中央军委绝不会轻易发出这样一份电报，这既是对形势发展的慎重估量，同时，陕北的困难也可想而知。刘邓经过研究，于7月30日致电中央军委，下决心不顾一切困难，休整半个月，不去豫皖苏，直出大别山！
刘邓发出这个电报的当天，召集各纵队司令开会，一连开了两天。六纵政委杜义德、副司令韦杰参加。他们并不知道中央军委和刘邓电报来往的情况，几乎所有人都赞成在鲁西南再打几仗再走。
陈再道说：“虽说连续作战，部队疲劳，但我们是胜利之师，士气旺盛，再加上华东野战军五个纵队已经到达郓城、巨野地区，我们的力量更强大了，完全有能力，有把握歼敌一路或两路。我看，打几仗再走。”
杨勇说：“我们在鲁西南内线作战有很多有利条件，根据地人民的支援、物资、弹药补充及地形有利于我。在内线歼敌越多，对我实施跃进和外线作战就越有利，如果能在内线打上一仗，再歼灭它几万人，我南下的包袱就轻些。”
陈锡联说：“我军连续打了一个多月仗，部队没有休整过，干部调整、俘虏的补充和训练、部队的教育、武器弹药的补充都需要时间进行，这些问题不解决，不管内线作战还是立即南下都有一定困难。我建议，还是按原计划休整到8月15日左右，然后看情况再定。”
杜义德也认为再打一两仗比较好：“到嘴的肉不吃可惜了，当前的形热对我们有利。再一个，在内线歼灭敌人越多，对我们出大别山越有利，背的包袱就越轻。”但他又加了一句：“这当然是从我们的角度看问题，如果上级有考虑，我们服从。”
刘伯承、邓小平讲话不多，聚精会神地听着大家的发言，不时地提出一些问题，把大家的讨论引向深入。
8月1日下午，刘伯承讲话了。他首先传达了中央7月23日的指示，接着说：“我和邓政委一致认为，跃进大别山，是党中央、中央军委赋予我们的战略任务，是我们考虑一切问题的立足点和出发点，困难再大，我们也要克服。”
刘伯承往下说道：“我们也曾考虑在鲁西南再打一仗，再歼灭它几万人，但当前陇海线南至长江边广大地区，敌兵力薄弱，后方空虚，正是我们跃进大别山的大好时机。所以要当机立断，抓紧时间，越早越好，越快越好，以发挥战略突然性的奇特效果。机不可失，时不我待，一定要先敌进入大别山，先敌在大别山展开！”
邓小平说：“同志们，我们要考虑到陕北、山东战场，全局情况，我们打到外线，直出大别山，是一个战略转折的伟大行动。我们的行动，会打乱蒋介石的战略部署，就会扭转战局，把我们引向主动进攻的局面。”
各纵队领导纷纷表态，服从大局。
这次会议开到了深夜12点，刘邓两人都没有提到中央29日那份急催电报，出动日期初步定在了8月15日。
邓小平回顾这段历史时说“鲁西南歼敌9个半旅后，关于下一步行动，我们打电报给中央，说趁势还能够在晋冀鲁豫地区继续歼灭一些敌人，吸引和牵制更多的敌人，形势很好啊。毛主席打了个极秘密的电报给刘邓，写的是‘陕北甚为困难’。当时我们二话没说，随即复电，半个月后行动，跃进到敌人大后方去，直出大别山。”“当时真正是二话没说，什么样的困难也不能顾了！”
刘邓大军原计8月15日出动，这和中央军委要求“休整半个月”也是一致的。但在5天之后，8月7日黄昏，12万大军就开始浩浩荡荡地向大别山进军了！
这是提前行动。羊山集大战刚刚结束9天。中央军委最初定刘邓休整一个月，中央军委、刘邓自己一缩再缩，由一个月缩为了半个月。8月6日野战军司令部还宣布从8月6日起休整10天左右，但在7日黄昏说走就走了。
军情似火，一天也等不得了。
一个是敌情，一个是水情。
为了挽回败局，蒋介石从山东、陕北、豫北等地调动了11个师28个旅共20多万人的庞大兵力，陆续向鲁西南开来，分五路向郸城、巨野地区实施分进合击，企图利用我背水作战的不利地势，歼灭我主力于黄河南岸，或者把我赶回黄河北岸。
敌情紧张可以顶住，水情紧张是不可抗拒的。
原六纵十六旅宣传部长唐平铸回忆说：当时蒋介石还有另外一条毒计，就是阴谋掘开黄河堤坝，把我南下大军和黄河岸数百万人民“淹死”在鲁西南。这样，在和敌人日夜奋战的同时，我们又开始了一场固堤防险的紧张斗争。邓政委根据确凿的事实，亲自撰文，通过新华社，一再向全国和全世界揭露蒋介石决堤放水的阴谋。李达参谋长部署部队，放出水哨，严密临视水情。那几天黄河水不断上涨，早已超过了警戒线。敌机又不断轰炸河堤，有一处堤坝曾被炸开一个缺口，河水像猛兽似地向田野和村庄冲来。经过数千军民的奋力抢险，终于把缺口堵住。另外，敌人调来的20几万人马，眼看就要到跟前了。当时刘邓真是“忧心如焚”，整晚整晚不能安睡，最后，刘邓权衡利弊，当即下了决心：立即行动！
刘邓让李达立即起草电报，向中央军委报告，准备提前南下。电报发出3个小时后，中央就复电批准，以后两天又连续向刘邓来电，肯定“决心完全正确”，“在情况紧急来不及请示时，一切由你们机断处理。”
为了完成这一战略任务，刘邓命令刚组建的十一纵向黄河边佯动，造成我军渡河北返的声势，吸引敌人继续向北合围。正当敌人大军压境，向我合击的包围圈将拢未拢之际，我野战军兵分三路，于8月7日黄昏，突然甩开敌人，向南急驶。千军万马，象无数支离了弦的箭，向蒋介石的心脏——大别山直射而去。
刚开始的几天非常顺利，在中原广袤的原野上，没有遇到过一支国民党的正规军，民团等国民党地方武装，一击即溃，我军很快就跨过了陇海路，向敌人辽阔空虚的战略纵深疾进。
而此时的蒋介石依旧在做着鲁西南会战的春秋大梦。国民党国防部作战厅厅长郭汝瑰在8月3日日记中写道：“刘伯承部向临濮集进攻，罗广文攻新集，遭刘伯承部坚强抵抗。”5日记道：“鲁西会战，战略上的胜负，即将决于此时。余颇觉戒慎恐惧。”
刘邓大军已经南下了，蒋介石却认为是他的大军压境，把刘邓吓跑了。他的结论是：“共军溃不成军，向南流窜并判断共军以北渡黄河之公算为大”，所以一方面仍命国民党军队向郓城、巨野一线前进，尾追“共军”；另一方面让罗广文部去水集，防止“共军”北渡黄河。
刘伯承在若干年后曾回忆说：“敌人在鲁西南扑空了，由于连日暴雨，河水猛涨，敌人又错误地判断我军只是在其大军压境的情况下‘北渡不成而南窜’，所以，除从蚌埠抽调小量部队插到太和，协同地方民团在沙河沿岸扼守渡口，控制船只，防我南渡外，急令其鲁西南的主力兵团尾我追击。敌人以为沙河以北的黄泛区，这一天然障碍可以阻滞我军，妄图赶上来把我一举歼灭。可是我军已先敌两天跨过陇海路，进入黄泛区，把敌人远远地抛在了后面了。”
这时的蒋介石依旧蒙在鼓里。国防部新闻局局长邓文仪还在《中央时报》发表讲话：
山东共军败北，已了若指掌，为策应山东而窜鲁西南之刘伯承残部又陷入泥潭，一部在黄河南岸成了死棋，一部在单县、曹县、虞台彷徨，一部抱头鼠窜误入睢杞包围圈内。强大国军已完全控制鲁西南局面，最后决战即将展开。聚歼顽敌计日可待。此乃委员长之英明决策，顾总司令亲自指挥者。
而此时，刘邓大军已到达黄泛区。
二、刘邓大军渡过黄泛区，轻装前进，提出了“走到大别山就是胜利”的口号；前有阻敌，后有追兵，刘伯承说：“狭路相逢勇者胜！”十六旅血战汝河，尤太忠拨出了手枪：“传我的命令，谁要是敢动摇，决不宽恕，一律枪毙！”
8月17日晚上，六纵赶到了宽达40多里的黄泛区。
黄泛区是蒋介石在1938年为了抗击日军而决堤使黄河改道造成的。结果，没挡住日本人不说，反而使河南、安徽、江苏三省1250万人陷入洪水之中，广阔肥沃的田野，变成了一片汪洋，89万人死于非命。当年的《中央日报》也曾报道说：“洪水猛溢，尸漂四野；赤地千里，饿殍载道……”
刘邓大军赶到黄泛区时，这里依然是遍地积水污泥，没有人烟，没有道路。为了争取时间，把敌人甩得更远，部队当天晚上就开始过黄泛区了。到第二天天亮，部队才走了10多里，一眼望去，茫茫一片，偶尔会看到一棵枯树，孤零零地立在那里。太阳出来了，闷热的蒸气从黄水污泥中升起，腐烂腥臭味扑鼻而来。最要命的是这些淤泥，浅则及膝，深则没脐，一脚下去，深粘难拔，前脚走后脚陷，越使劲陷得越深，一不小心地跌进了黄水里，再站起来了，浑身都是污泥，只有两只眼睛还在闪闪发光。战士们臂挽臂，手牵着手，踏着没膝的污泥，像“拔慢步”似地走一步，拔一步。即使这样，还是有些战士走着走着就陷进去了，一会儿功夫污泥就漫到胸口了，战士们去救他，看着是干泥巴，没有水，脚踩在上面，像是走在木板桥上，一弹一弹的，陷在泥里的战士喊道：“不要过来，这里是泥潭！”其他战士就用几条绑腿连起来，扔给他，让他抓着拖了出来。人还好办，一般都能拖出来，那些马和骡子就不行了，一陷进就使劲挣扎，越挣扎陷得越深，只好眼巴巴地看着它陷进去不见了。慢慢地战士们就有了经验，发现不对劲，就赶紧倒下去，慢慢地爬出来。最苦的是那些炮兵和汽车兵，汽车开进污泥里，就在原地吼着不动，战士们只好推的推，拖的拖。许多重炮陷进了泥里，炮兵们就把零件折卸了，一件一件扛着走。有些实在弄不动的汽车和重炮，也只好忍痛扔掉了。十七旅有一门用13匹骡子拖着的榴弹炮，陷进了泥潭里，任凭战士怎么推，骡子再用力挣扎，那门大炮都一动不动。榴弹炮可是宝贝，扔了又舍不得。折腾了一个多小时，还是没弄出来。这时，李德生深一脚浅一脚地赶过来了，他果断地命令道：“把炮扔掉，赶快行军！”战士们舍不得，但又没办法，只好忍疼把它扔在了那里，一个炮手抚摸着这门炮呜呜地哭了。李德生心里也很难过，但他笑着拍了拍那个炮手的肩膀说：“小鬼，哭什么？今天把它扔了，将来我们再打几仗，不就又搞回来了？”这个炮手这才一步三回头地恋恋不舍地走了。
黄泛区虽然难走，但咬着牙还是能克服的。最让干部们头疼的是部队已经开始出现了开小差的。原十六旅四十七团会计赵歧贤回忆说：
开始进军大别山时，部队只是传达了旅首长这一级，其他人都不知道要去哪里，这主要是为了迷惑敌人，同时也是为了防止北方的战士开小差。部队进行动员时，旅首长就讲：“毛主席有了命令，我们要做为一把刺刀刺向敌人的心脏。”但敌人的心脏在哪里，就不再讲了。营以上干部开会，也不能说得太明白，只是让多带粮食，每个人带二三十斤，要多准备子弹，骡马要尽量多带，准备到很困难很困难的地方去，准备打大仗。还要求无论白天有飞机，还是晚上有追兵，也要勇往直前，也可能要过河，什么困难都有，要多想着吃苦。战士们要写保证书，就是坚决不掉队，不开小差，要成立“互助小组”，三人一组，互相照顾。干部们也都表态：“上刀山，下火海都不怕，我们有毛主席、刘邓首长领导，一定能打败敌人。”当时我们还想，不就是打仗吗？北边是解放区，东边是华野部队，还能困难到哪里？
十七旅有个骑兵通讯员，叫王庭夫，带了三匹牲口，到野司去拉地图，就是大别山的地图。可他那是又不认识地图，只知道上面有圆圈的是山地，以为又要回太行山了，回来一讲，大家都很高兴。战士们情绪很高，天天唱歌。但部队一出发，就往南边走了，往南边走了，也没事，因为我们也去打过亳州，心里还想，往南边走几天就可能要回来吧。谁知越走越不对劲了，走了10多天，也没发地图，也没讲行军路线，有些战士心里就犯嘀咕了：“我们这是要到哪里去？”各种猜测都有。战士们都恋家，抗日战争时也没觉得有什么苦，那都是在家门口周围转着打仗，唱的歌也是“誓死不离开家乡。”大家都是宁愿向北走一千，不愿向南挪一砖。我问科长：“我们到底是去哪里？”他说：“你别管这事，可能向东，也可能向西。”老百姓问我们：“从哪里来的？”上边不让我们说是从北边来的，说是“从东边来的。”到了第二天，又变了一种说法，说是“从西边来的。”也不让说正式番号，六纵改成了“姚关屯”，可能是个地名。我们下边今天是一支队，明天可能就是二支队了。这和解放区不一样，在解放区，老乡问我们，我们就说实话。走到了黄泛区，一些人一听说要过黄泛区，思想就动摇了，知道部队这是往南走，一时半会儿也回不来，就开了小差。机关也有人逃亡。我们司、政、后是一个伙食单位，每天吃饭，总会少了几个人，黄泛区走了一半，一清点人数，我们后勤的会计减员一半，有的是掉队了，有的是开了小差。
十八旅炮兵连排长刘占魁一进黄泛区，头就大了。炮兵连的装备都是缴获敌人的，战士70%也是解放过来的，有的还是在鲁西南解放来的，还没来得及教育，没到黄泛区，就开小差跑了不少。进了黄泛区，炮兵连就更苦了。一门门野炮在泥泞中马拉人推缓缓地前进着，一不小心，一门野炮掉进了泥潭中，哼哼哧哧忙了半天，还没搞出来。连长齐凤元心里很着急，过来就讲：“算了，算了，扔掉吧！”刘占魁舍不得，这门炮是在鲁西南缴获的，还没用过就扔掉了，他觉得很可惜。好不容易搞出来了，天空中由远而近地响起了轰鸣声，敌人的飞机过来了，几乎贴着水面飞，机枪子弹嗖嗖地射着，扔下的炸弹，一掀就是几丈高的水柱，没有地方隐蔽的骡马、大车被轮番轰炸，趴在车下的许多战士，连同车辆、牲口一起被炸掉了。炮兵连的一个战士的腿被炸断了，抱着腿在叫：“排长，排长！”刘占魁顾不得头顶上的敌机嗡嗡地叫，爬到他身边，刚从衣服上撕下一块布，要给他包扎伤口，这名战士头一歪，就在他怀中牺牲了。一发炸弹又落了下来，污泥溅了刘占魁一身，他刚把脸上的污泥擦掉，只见连长齐凤元浑身鲜血倒在旁边。他爬过去一看，连长已经牺牲了。敌机刚飞走，刘占魁松了口气，他站起来一看，只有稀稀拉拉的几个老战士，其他不知道都去哪里了。指导员让号兵吹号集合，还是没有人，指导员气得骂娘：“刘占魁，你给我到四周找找！”刘占魁朝四周看看，只有不远处有几个土包，像是坟堆，他走过去一看，只见那些解放战士都趴在那里，往这边偷偷地看着，就是不出来。刘占魁的火气也上来了：“都给我站出来，怕死鬼！”但那些战士看着他，就是不动。刘占魁一下子把手枪拔出来了：“你们再不出来，我就枪毙几个让你们看看！”连哄带吓地把这帮人集合起来了，营里通知也来了，让刘占魁任炮兵连连长。刘占魁一听，说什么也不干。几十年过去了，刘占魁还对这事记忆犹新：“从排长一下子提为连长，是件好事。可我那时就是不愿意干，我心里发毛啊，这些解放战士，成群成群地开小差，一到宿营地，别人抢着住房子，他们就不愿意，总往坟地土坡后跑，想逮个机会就开小差。我说什么也不干，指导员叫周吉亮，他给我说‘你不干谁干？’我还是不想当这个连长。一直到第三天，指导员让通讯员过来，把我被子抱到连部，我这才没办法，只好去当了连长。”
经过一夜一天的跋涉，刘邓大军终于人人全部渡过了黄泛区。急行军30多里赶到了沙河。豫皖苏军区部队已预先搭好了浮桥，部队顺利通过。
三、李德山离开李家洼时，对参谋张方山说：“今天回家，咱们办了件丢人事！”四十九团政委李少清看着那破破烂烂的房子，不禁愣在那里：“这不是我家吗？”
1947年8月27日，刘邓大军全部渡过淮河。
邓小平宣布：“我们已经到了大别山，完成了战略任务的第一步，把蒋介石逼退了一条线。党中央说我们是英勇的行为……”
大别山西连伏牛山，东延霍山，雄峙于鄂豫皖三省边界，呈西北——东南走向，平均海拔1000米左右，是淮河与长江的分水岭，也是中国南方北方的分界线。
据国民党的《大别山区兵要简志》记载，大别山区周围28县，共118余万人口，境内交通以
汉公路为主干线，由汉口至潢川段约246公里，又由潢川北上开封，衔接陇海铁路；此外，平汉铁路纵穿南北，在汉口船渡江南，连接粤汉铁路。此面，由南京至陕西的京陕公路横贯境内，其信阳至合肥段约387公里。南部由南京至四川黔江的京川公路横贯境内。大别山区对国共双方都具有重要的战略价值。刘邓大军如能控制，则东可震撼国民党统治心脏南京、上海，西可威胁华中重镇武汉，北可逼迫郑州、洛阳，南可截断长江，觑盱江南蒋介石的基本统治区。国民党军如继续控制大别山，北可屏障长江防线，堵住解放军渡江南进；东西可策应支援山东、陕北顾祝同、胡宗南的重点进攻。正是由于大别山具有如此重要的、特殊的战略价值，因此它成了战略进攻阶段交战双方在南线战场角逐的关键点，主战场。
大别山是革命老区。土地革命时期诞生的全国三大主力红军之一的红四方面军，在这里建立了鄂豫皖苏区。后来编入十二军的三十一师也是在这里涎生的。抗日战争结束后，这里成为中原解放区的一部分；国民党发动全面内战后，原中原军区主力撤出了大别山，但还是留下了一些部队坚持游击战争。
9月2日，李德生率领十七旅向黄安进发，傍晚时在一个叫黄石冲的村子宿营。这个村子的东面都是山，山上树木茂盛，他们并不知道，树林里正聚集着几十个穿着破破烂烂，身上带着破旧武器的人，他们不时地向止下张望着。
一个胡子拉碴挎着驳壳枪的人，向一个老人说：“你去看看，看看他们臂章上，有没有‘八路军’这几个字，弄清了，就叫我们。”
那个老年人放下枪，溜下了山，在村子里左看右看，这些军人的臂章上没有“八路军”字样，胸章上只有“人民解放军”。但这个老人并不识字，他只读出了一个“人”字，下面就不知道是什么了，他有点疑惑：“怎么没有个八呢？只有个人？”他的样子引起了哨兵的注意，哨兵走过来，警惕地问他：“老板，你找谁？”
老人说：“哪个都不找！”
这让哨兵更加怀疑：“跟我去一下。”并把枪往上抬了抬。
老人说：“我是种田的。”
哨兵不相信：“找你问点事，问完了，你还种你田去！”
这是十七旅司令部的哨兵，他报告李德生：“我抓到了一个特务。”然后就把这个老人带了进来。李德生审视着老人：“大爹，你是找人吧！我注意你好大一会儿了。”
老人说：“我是看看，你们是什么队伍，庄稼人好奇，长官别见怪。”
李德生不动声色：“我可以告诉你，我们是人民解放军，就是八路军，也是当年的红军。”
老人仔细地看了看李德生，低着头不吭声。
李德生怎么看他都不像“特务”，就缓和了语气：“大爹，我也是本地人，有些人可能晓得我，我叫李德生……”
老人的泪水夺眶而出，李德生正感到奇怪，他忽然扭身跑了出去，冲着山坡，挥舞着手喊：“下来哟，是我们的人！”
李德生明白了：这是游击队员！
那个胡子拉碴的人叫刘名榜，抗日时期是鄂东地委委员，新四军五师中原突围时，为了保留“革命火种”，留下了一批同志打游击，刘名榜是罗（山）、礼（扶）、光（山）中心县委书记，在困难、恶劣的环境下，艰苦斗争了一年多，终于等来了解放军。
李德生很高兴，向他介绍了南下大军的情况，还请他吃了午饭，送给他一部分枪支弹药。
六纵的许多指战员，也有很多就是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加入工农红军的，如王近山、杜义德、鲍先志、李德生、尤太忠、肖永银等，但他们都是红军长征时就离开了大别山，以后再也没有回来过。李德生在他的《征程忆怀》中曾深情写到：
从息县渡口一过淮河，就进入大别山麓，看到与北方平原
完全不同的景色，到处山清水秀，林木葱葱，已是江南风光。
大别山，我的故乡！我们终于回来了！
我是1930年从家乡——河南光山县（今新县）参加工农红军。1932年10月，随红四方面军踏上西进征途，经历了红军长征，八年抗日，转战千万里，离家已十七年，现在打回来，重新解放家乡的土地，我和许多老战士一样，心情十分激动。
部队路过七里坪，离李德生的家很近了，十七年没有回故乡，他决定回去看一看家乡的山水和亲人。李德生的母亲去世很早，那时他才五、六岁，不很记事。父亲给地主当长工，辛辛苦苦干一年，连饭都吃不饱，两个弟妹也养不活，先后死去。李德生9岁就给人家放牛，14岁参加了红军。红军一开始长征，就和家里失去了音信，他想回去看看父亲。
十七旅司令部参谋张方山，跟着部队行军了几天几夜，有天中午10点左右，部队在一个叫枫树大湾的村子旁休息，他刚靠着一棵树迷迷糊糊地闭上眼睛，通讯员就过来叫他：“快起来，2号找你！”
2号是旅政委何铸成，他很喜欢张方山。张方山是在1938年参军的，那时他才12岁，父亲病死，奶奶、姐姐先后饿死，母亲改嫁后，就领着他到处托人，准备给他找个能吃到饭的地方，张方山就这样参了军。他刚参军不久，部队精兵简政，说他年龄小，让他回去。他说什么也不走，还哭着说回去连吃饭都成问题。要不了多久就得饿死。情况反映到新一旅政治部主任何铸成那里，何铸成听着就难受：“别说了，别说了，把他留下！”张方山不但留下来了，还被组织送到了延安抗大学习。毕业后，本来要把他们这批抗大学生送到东北去，但刘邓大军刚在上党打了个胜仗，连排干部消耗很大，刘邓也很喜欢知识分子
，让政委去要人，结果，抗大七分校1000多名学员就留在了冀晋鲁豫。张方山被分到了六纵参谋处当了见习参谋。十七旅政委何铸成有次到纵队开会，正好看见他了，一下子拉住了他：“小鬼，你还活着呀，你怎么在这里？”张方山也非常高兴：“我是抗大毕业后，分在这里的。”何铸成一听，咧嘴笑了：“是大学生，不简单。走走，跟我回十七旅去！”纵队参谋处长王毓淮不高兴了：“他是纵队的，你怎么能说要就要走了？”何铸成说：“这是我们的人，不信，你问他！”硬是把张方山拉回了十七旅。
何铸成在枫树大湾把张方山叫来，对他讲：“小参谋，给你一个任务，1号要回趟家，你带一个骑兵班跟着1号回去。”张方山答应了一声，站起来就要走，何铸志又把他叫住了：“我问你，你知道不知道我让你带一个骑兵班是什么意思？”张方山忙严肃地说：“知道，政委放心，无论遇到什么情况，我都要把首长安全地带回来！”
李德生的老家叫李家洼，到了村口，张方山忙带了两个战士到村庄看了看，村里静悄悄的，一个人影都没有，老乡们都跑光了。找了半天，只有一个老太太，眼睛也瞎了，张方山报告了李德生，李德生忙赶过去和她拉家常，当她知道是李德生时，就立即跑到村边吆喝：“都回来吧，是德生儿回来了！”
老乡们还没回来，李德生就等不及了，忙骑马赶到自家门口，他愣在了那里，家里别说是人了，连房子都没有了！
在瞎眼老太太那里，李德生打听到了叔叔家。他忙赶了过去，叔叔也跑山上去了，家里只有一个叔伯嫂子，但她一听到马蹄声，就藏在床下，张方山带着警卫员满屋找，才把她从床下请出来了，她一出来，吓得浑身发抖，李德生颤抖着说：“我是李德生！”她惶恐地抬起头，仔细地端详了一阵，这才认出来了，开口就骂了一句：“你这个死德生，把我都吓死了！听见骑马声音，我还以为是中央军呢！”她忙跑出来，大声地喊：“是德生回来了，是德生回来了！”
老乡们这才回来了，见到李德生，亲热得不行，把田里的稻子割了喂马，李德生不让，但老乡们说什么也不行，非要这么干，还忙着给战士们派饭。老乡们都围上来，好奇地看着他，摸着他穿的灰布军装，羡慕地说：“你穿得这么好啊！”其实李德生穿的也很简陋，只是大别山的老乡太穷了，个个穿着补丁摞补丁的土布衣服。
李德生的叔叔也回来了，在交谈中，李德生才知道，他参军后，父亲因为是红军家属，被国民党抓去关死在外地。受苦一生的老人，最终没能看到儿子回来，没能看到革命的胜利！李德生不由得一阵阵心酸。
当年跟随李德生回家的“小参谋”张方山，至今清楚地记得这件事：
到了李家洼，其他战士都被老乡拉去吃“派饭”，李德生的警卫员和我到他叔叔家，李德生和他叔叔拉着家常，他叔叔用细茶招待我们。细茶是茶叶碎末，在大别山很珍贵，只有最亲近的人来了才拿出来招待。中午就在他叔叔家吃的饭，一个人一碗面条，面条上还有块鸡肉，也不知道放了多少年，又黑又硬又咸，咬也咬不烂，但我们也不好意思不吃，剩在碗里那多不好看。费了九牛二虎的力气才把它吃掉。我们吃完饭，他叔叔把碗拿走了，脸色也不好看。当时我也没想那么多。下午我们就走了，出了村，李德生对我说：“今天回家，咱们办了件丢人事！”我还以为是群众纪律出了问题，我们来时何政委也嘱咐过我，到了首长家，要特别注意群众纪律，要给老乡留下好印象。所以我对李德生说：“首长，你放心，出村时，我都去检查了，喂马的稻子也付过钱了，也给老乡家的缸挑满了水，地也扫了。”李德生说：“不是这个事，我是说咱们吃饭，吃面条时，面条可以吃，但肉不能吃。老乡家里穷，来客人了，要面子，在上面放块肉，客人也知道，一般都不吃。这次不吃，下次可以再用，我也忘了这事，咱们这一吃，以后你让他再到哪里弄块肉去？”
听得我一阵心酸，眼泪差点就要出来了，忙把脸扭向一边，揉了揉眼，说：“这风真大。”其实，那天哪里有风啊！
家在大别山的老红军，离开家乡近20年了，大多数都是十几岁就跟着红军走了，道路、村庄变化都很大，原先也许很富的地方，有的已经很穷了。破破烂烂的，有的甚至到了自己的家门口都不知道。四十九团到了黄安，住在一个村子里，部队没吃的，也没钱了，骑兵通信员屈海群看到政委李少清饿得不行，就跑到一家磨豆腐的老乡家说：“我们是八路军，现在没吃的了，能不能搞些豆腐渣给我们？”老乡给了他一大瓢，屈海群忙拿回去，也没盐，就用锅煮煮给李少清吃了。李少清狼吞虎咽地吃完，说道：“好吃好吃，在哪里搞的？”屈海群说：“是老乡给的。”李少清笑呵呵地说：“我家从前也是磨豆腐的，咱们去看看。”到了老乡家，看着那破破烂烂的房子，李少清愣了一下：“这不是我家吗？”说着就跑了进去，进去一问，果然就是他们家，这个老乡就是他弟弟，两个人抱在一起，又哭又笑……
尤太忠路过家门时和这种情况也差不多。有次部队行军，路过一个村庄，尤太忠也没在意，他骑着马在田埂上走，田里一个老乡看着他，忽然扔下了锄头，冲着尤太忠跑了过来。警卫员都吃了一惊，忙上前抱着了他，他边挣扎边喊：“尤麻子，尤麻子，你不认识我了！”尤太忠一看，是他当红军时的老战友，忙跳下马，一把抓住他的手问长问短，原来他在长征时负了伤，一路乞讨又回到了老家务农。部队要赶着行军，尤太忠只好给他留了一些香烟、一床被子就走了。
尤太忠这才知道自己已经到了家门口。
但家门也不好进，大别山是革命老区，也是国民党重点统治区域，敌情十分复杂。当年十六旅的战士赵魁华回忆说：“首长想回老家看看，怕敌人报复，也是晚上偷偷地回去的，还不让家里人出去乱讲。有个电影上是说白天回去的，还给乡亲鞠躬什么的，都是瞎编的。那时谁敢这样啊，那可是要亲人的命的。也不是国民党正规军，他不管这事，主要是怕地方上那些土匪什么的。”
尤太忠夜里偷偷回家，看到家里很穷，就把自己的被子留给了亲人。但据说没过多久，部队再次经过他家时，那床被子已经被国民党扶持起来的“小保队”（土匪武装）抢走了。
刚进去大别山，指战员们遇到红军亲属的事情数不胜数。
四十九团到了光山的九里坪附近，有一天部队经过一个村子，叫鲍家湾，村里人大多数都姓鲍，但谁都没和纵队副政委鲍先志联系起来。村里老乡看到解放军，都躲得远远的，不敢和他们接触。但政治处住的那一家，男主人不但不躲，还把家里的糍粑拿出来，很热情地招待大家，没事时进进出出的，有时还伸着脖子往屋里瞧。政治处宣传干事杨锦华甚至有点怀疑他是国民党的特务了。政治处主任苗兴华给他使个眼色：“你去看看。”杨锦华刚出去，这个男的就主动过来搭话，问他：“你们真是红军？”杨锦华说：“我们是当年的红军，现在又打回来了！有几十万呢！”杨锦华本来是想吓吓他，谁知他反而显得很高兴：“我哥和你们一样，也是个红军，他走二十年了，也没消息，也不知道他还活着没活着。”杨锦华忙问他：“你哥叫什么名字？”他说：“叫鲍先志。”杨锦华吃了一惊：“鲍先志不就是纵队副政委吗？”他忙把他叫到屋里，给苗兴华讲了，苗兴华也很高兴：“你放心，你哥不但还活着，还在我们部队当了大官，比我们的官大得多！”鲍先志的弟弟一听，高兴地跳了起来，又跑进里屋，把家里所有糍粑都拿出来，非要部队都拿走不行。
当年在大别山还流传着三纵司令员陈锡联会见了母亲的故事，这事，还和六纵有关。
当年跟随三纵一起千里跃进大别山的女作家曾克，在《挺进大别山》一文中详细地记述了这件事：
……在新田铺一家做为司令部的堂间里，像平日一样紧张而严肃。电话耳机一直离不开赵参谋处长的手。忽然，他惊喜地叫了一声，并且立刻叫陈司令说：
“快来，你的好消息，你兄弟叫六纵队找去当向导了。”
陈司令员把眼睛离开了地图一下，没有当成一回事地笑了笑，又和阎副政委把注意力集中在部署的研究上去了。
赵参谋处长听完了来话，把耳机放下，跑过去拉着陈司令员又说：
“嗯，不是给你开玩笑，老太太今天就来看你了。”
这时，司令部人们的注意力，才开始集中在这个突然得到的，令人惊喜的消息上。赵参谋处长把在电话上听到的情形，讲给大家听：六纵队昨夜行军，找到一个青年人做向导，这个青年人在带了几站路后，要求回去，因为家里只有一个六十三岁的老母亲，哥哥当红军走了20年。战士们就向他询问哥哥的姓名，当青年人一说出陈锡联的时候，很快就被带到司令部……
当天上午，一辆手推车停在司令部的门前了。警卫员把一位穿着蓝色新衣衫，看起来还很健康的老太太迎进屋里……
陈锡联的母亲在他走后，讨着要饭好几年，老人得不到他的音信，许多人都说陈锡联已经牺牲了，但她不信。前些年，听人说，光山、潢川来了红军，她又要着饭去找，差点病死在路上……两人有说不完的话，但相逢的时光总是太短，亲人住了一天，三纵要行军，陈锡联就把自己的毛毯、被子送给了老人，然后就离开了。部队一直到转出大别山，他再也没能见到母亲一面。
也有人说，六纵转出了大别山，在攻打襄阳时又见到了陈锡联的母亲。当时部队包围了襄阳，在城西北角见到了一个讨饭的老人，到处在打听“陈锡联”。战士们赶紧把这一情况汇报给了王近山。原来老人在刘邓大军转出大别山后，“小保队”疯狂迫害解放军的的家属，老人只得又被迫出门讨饭，一路上找着儿子，听到哪里打仗了，别人跑还来不及，她偏偏还要往那里赶，等到她赶到了，部队已经走了，追了几个月，终于又在襄阳遇到了六纵，六纵实际上也没什么办法，安慰了一下老人，留下了一些粮食和银元就又走了。这件事在1950年在战士们学文化时读到曾克的《挺进大别山》时，都说了这件事。
大别山是人民军队的“老家”，许多当年从大别山出来的老红军，说起大别山时，都是眉飞色舞：“到了大别山就等于到了家，这里是老根据地，到了那里群众就会欢迎我们。”战士们一听也很高兴，觉得大别山有群众基础，到了那里就像鱼儿到了水里一样，打起仗来也顺手。
他们并没有想到，等待他们的将是一场艰苦卓绝的考验。
四、初到大别山，大米、小路、草鞋，一首悲壮的史诗；全纵队的指战员几乎人人都染上了疥疮。四十六团团长唐明春说：“红军、八路军都是苦出来的，可到了大别山，那日子比长征还苦，以后抗美援朝也比不上，要苦多了。”
得知刘邓大军已顺利进入大别山，在陕北的毛泽东和周恩来曾经有一段对话。
周恩来说：“刘邓进入大别山，各个战场都活了。不过蒋介石不会甘心的。卧榻之旁，岂容他人鼾睡。会尽最大力量围剿。”
毛泽东点了点头：“这也是我们希望的。”
周恩来又说：“刘邓会很困难，他们背得太重……”
毛泽东对此也有清醒的认识，刘邓大军深入敌区千里，无后方作战，将会不可避免地遇到种种难以想象的困难。因此，他对跃进大别山的前途，曾作过三种估计：一是付了代价站不住脚，转回来；二是付了代价站不稳脚，在周围打游击；三是付了代价，站稳了脚。他要刘邓从最坏处着想，努力争取最好的前途。
刘邓首长立即遵照中央军委的指示，决心乘敌追堵部队被甩在淮河以北，大别山区相对比较空虚的时机，迅速实施战略展开。六纵的任务是“迅速攻占光山、经扶，并侦察黄安、罗田、英山、浠水、广济诸城，准备占领之。”
杜义德接到命令后，立即带领十七旅、十八旅向南迅猛进军。十六旅暂随野司在大别山北麓，配合兄弟部队作战，掩护南面部队展开。
六纵以十八旅为前卫，连续攻克麻城、罗田、英山、浠水，并向东横扫黄梅、靳春、广济、宿松等县，直抵长江北岸；十七旅攻占了黄安、新洲、大悟、黄冈，威胁武汉。
胜利是巨大的，但一系列问题也摆在了各级指战员的面前。
许多战士都是北方人，到了大别山，地形、地貌、气候、人情、风俗都变了，刚开始都不习惯。当年五十二团二营副教导员侯建军现退休在上海，回忆起那段生活，老人说：刚到大别山，我们就感到不习惯，山上蚊子多，还有一些不知名的小蠓虫，往那一坐，脸上、脖子里到处都是，叮得人浑身难受。我有个被套，休息时，用它盖着头，蚊子都能把它咬透。有些同志就开玩笑说：“三个蚊子能炒盘菜。”北方人没见过水牛，那么大的身子，眼睛也很大，有的还以为是啥怪物，看见水牛就躲得远远的，不敢接近它。我们营有个小鬼，到了一个村子，拐了一个墙角，一下子踩在水牛身上，水牛呼地站起来了，大眼睛盯着他，吓得小鬼扭头就跑，还哭了鼻子。晚上睡觉，就睡在稻草堆里，南方蛇多，稻草里也有，很让战士们头疼。还有啊，大别山的老乡是用木桶方便的，木桶做得很好，有的像个箱子。老乡的房子一明一暗，堂屋很亮，里面的房间就很暗，有些战士趁老乡不在，以为木桶里是腌鸡蛋或泡菜，偷偷伸进去，手一抓，就抓了一手大便，几乎每个旅都出了不少这类洋相。老乡在屋外搞了个瓷缸，埋在地上，就算是粪坑。屋里木桶里的大小便满了以后，就倒在外面的瓷缸里，有些瓷缸就搞在路边，往地里运着方便。夏天太阳一晒，里面发酵了，就和地面一样，他们本地人知道，我们可不知道，夜里行军，到了一个村子，要到村里找向导，部队原地休息，大家把被包一放就坐在上面，有的就一下子连背包带人坐到了粪坑里，浑身上下都是大小便。这事我们营有，其它营也有。以后就有了经验，每个人拿根棍子，坐下之前，先用棍子在地面捣捣，如果安全了，这才再坐上去。
这都是小事，虽然不习惯，但也能忍受，最受不了的就是吃饭。北方人是吃面食、小米、山药蛋的，几乎没人吃过什么大米。从前不知道，听说到大别山能吃大米，都还挺高兴。谁知道真吃上了大米，结果却是“盼大米，想大米，吃了大米光拉稀。”大米那东西呀，真不叫粮食，吃了4碗大米干饭，走不到半夜肚子就空了，身上出虚汗，浑身发软，走不动。几天下来，一个个膀大腰圆的北方大汉就蔫了，脸色蜡黄蜡黄的。这还是有吃的时候，后来没吃的了，就出去借粮，大米找不到，都是些稻谷，北方人也不懂，就是懂了也来不及，要赶着行军，来不及把稻壳去掉，一袋子稻谷倒在大锅里，怎么煮也煮不烂，做得半生不熟的，盛了就吃，稻壳刺得嗓子疼，有的食道都被划破了，可又不能饿着肚子行军，还得硬着头皮吃，一边吐着血一边吃着。这还不算，吃了还拉肚子，拉出来的大便也是红的，稻壳还在。生病的也很多，就是拉肚子。不是十天半月地拉，是整月地拉，。我就拉了整整一个月。战士们掉队得很多，那队伍真是没法带了，稀稀拉拉的。有一天我们行军，纵队杜政委看到了，很生气，叫住我问：“你们是哪个部队的？”我忙说是五十二团二营的。他问我：“怎么这么多掉队的？”我给他讲了，大家都在拉肚子，好汉架不住三泡稀，身子都淘空了。杜政委也知道这事，脸色缓和多了：“你们怎么不想想办法？”话是这么说的，可又有什么办法？部队缺医少药，医疗条件也不好。就是打仗负伤了，给伤员洗伤口，也只能用盐水，俗话说，在伤口上撒盐，疼痛可想而知。药品都是靠打仗缴获来补充，说没有就没有了。所以有时有的重伤员，没办法抢救，只能在他跟前放些干粮、银元，让他自己找条活路。拉肚子就更不是个什么大问题了，只能靠自己硬撑着，说来也怪，大部分战士都撑过来，后来有的同志都习惯了，再吃稻谷也没事了。在大别山时间长了，我们也有经验了，看看老百姓是怎样舂米的，学学人家，这才慢慢好些。但还是不行，断粮也是经常的，就只好搞些盐水汤喝，生活是很苦。
六纵参谋长姚继鸣是个知识分子，看地图、打仗很厉害，字也写得好，会编顺口溜，不但在六纵广为流传，其他纵队也几乎人人所知，这说明他的顺口溜还是很能引起大家共鸣的。其中有两句：“吃大米，铺稻草，一不小心就摔倒”、“大路不能行车马，小路不到一尺半”流传最广，说的就是大别山的路。
提起大别山的路，当年参加过千里跃进大别山的老人们都摇头。国民党军九江指挥部编写的《大别山区兵要简志》中也曾记载：大别山地区，“山脉重叠、绵亘，其在英山东西延线地区，南向斜面较缓，多属丛林，茨蔓杂生，故名阴蔽地，部队通讯与运动均困难”；“其在立煌东西延线，属山脉之山峰地区，北向斜面急峻，大都荒山僻地，通视较易，攀登困难”；“至潜山、霍山、立煌、英山间地区，均属崇岭深谷，人烟稀少，近似不毛之地。”
刘邓大军千里跃进大别山之初，不少纵队首长看地图，发现大别山中也有公路，就把一些重炮也带上了。还没到大别山，就被迫在黄泛区和几条河流之间扔掉、炸掉了一部分，但还是有许多人舍不得，千方百计地保留了几门。到了大别山一看，都傻了眼，这里到处是高山峻岭、羊肠小道，好不容易才能见到一块平地，也都是稻田。所谓的道路，也就是稻田埂，别说是炮，就像一些马和骡子都走不了。
十八旅副政委刘昌回忆说：
现在想想，我们去大别山是太仓促了，准备得不充分，主要有两点，一是所有重武装、辎重部队应该留在解放区，但我们还是带走了，到大别山就成了包袱。纵队有个辎重营，打羊山时发个“小洋财”，搞了几百辆运送弹药的车，就是那种一匹骡子拉一辆的两轮车，跌跌撞撞地到了麻城腾家埠，那里河多桥多，桥都是用石板搭的，车子从上面过时，一下子就卡在石板中间了，一辆车都得花上半天功夫才能过去。部队要行军，时间耗不起，只好把辎重车烧掉、炸掉了，动员排以上干部、党员背炮弹，这也不行，天天行军，有时一夜要走上百里，吃的又没吃的，谁能受得了？只好把炮弹又埋掉了。辎重营也就没了，全编到纵队炮兵营了，炮营实际上也没多少炮了，几乎都成步兵了。十七旅在麻城严家河也把几百辆辎重车推下了水塘，重机枪也埋了不少。我们十八旅是在麻城和英山之间，把多余的武器砸掉，把枪拆开，枪栓埋个地方，枪筒埋个地方。枪都是好枪，埋了很可惜，可不埋了又没办法带上，许多人都流着泪把枪埋了。再一个就是该准备的没准备，主要就是马掌，北方的马到处都是，马掌哪里都有，所以大家也没在意。到了大别山一看，人家用水牛，根本就没有马，你问人家有没有马掌，人家还不知道马掌是啥东西。马没掌不行，打一鞭跳两下，就是不走。营以上干部配有驮马，副营级是两个人用一匹，上边也来了命令，把驮马杀吃了，一来是没吃的，二来是行军不方便。越往里面走，路越难走，只好又把驮枪驮炮的也杀了。饲养员都是华北的，对马有感情，可不杀又不行，要杀马时，他也不拦，先给马磕个头，然后再洗一洗，看着就让人心酸。车炮马全扔了，可还解决不了行军的问题。大别山那地方，秋天雨下个不停，整天都是阴雨濛濛，田埂上像抹了油，一步三滑，三步一跤，走着走着，哧溜一下，一个人不见了，再一看，掉到稻田里，浑身都是泥水。没掉下去的，就两腿劈开，骑在田埂上，大家说这叫“骑马跤”。一个晚上行军下来，没有人不摔跤，许多人的屁股都墩肿了。有个晚上，我就整整摔了四跤。
路再难走，咬着牙都还能忍受下来，最让人头疼的就是没鞋穿。到了大别山，几乎所有的战士脚上穿的布鞋都磨透了，没有袜子，就赤着脚行军。大别山的老百姓又很穷，家里有双布鞋也舍不得穿，走亲戚了，路上就拎着，快到亲戚家了，才把鞋穿上。大别山的老百姓脚底下的功夫是从小练出来的。北方的战士就不习惯了，他们不是没有打过赤脚，那是在北方的平原，脚下都是黄土地，也不觉得苦。大别山的石头又很多，一天下来，脚板底下都是鲜血淋漓，路上都是鲜血点点，看着触目惊心。杜义德看到眼里，急在心里，有天行军，他看着一个营从营长到战士，都清一色地赤着脚在行军。他跑过去，怒气冲冲地问那个营长：“你们怎么不穿鞋？”那个营长自己的双脚也是鲜血淋漓，没好气地回了一句：“你让我到哪里搞鞋去？谁不知道穿鞋走路快！”杜义德指着自己的脚冲着他说：“你看看这是什么？这不是鞋吗？”那个营长低头一看，杜义德脚上裹着一层稻草，隐隐约约地还能看到一些布条。杜义德说：“你懂吗？这叫草鞋！红军两万五千里长征就是这么走过来的！我们在大别山再苦，能比长征还苦吗？”那个营长有点为难：“战士们大都是北方人，不会打草鞋！”杜义德说：“你们营没有南方的战士吗？他们不会吗？不行，我教你！”那个营长忙讲：“有有有，我们自己打！”
在杜义德的号召下，六纵指战员从上到下，都开始打起了草鞋。部队一宿营，除了做饭，就是打草鞋。北方的战士没穿过草鞋，手里攥着一把稻草，却不知道怎么打。好在每个部队都有少数南方的解放战士，手把手地教他们。打草鞋还要用绳子，有的就向老乡借，绳子粗细不一样，打好了，上下不平，新草鞋也不光滑，穿上后，脚的周围都被稻草茬子刺得鲜血淋淋，脚底磨出了一层层血泡，部队停下来休息，脱草鞋时，鲜血已经凝固了，把草鞋粘在了脚上，一撕就是一层皮。虽然是这样，但总比赤脚强，每个战士都打了10多双，用绳子穿起来，背在身上，草鞋不经穿，战士们都叫它是“10里鞋”，实际上走不到两三里路就穿坏了，身上背的10多双，到了晚上，就一双也不剩了。
能有一双布鞋，成为了大家的一个梦想。
当年还是十七旅的见习参谋陈德品回忆说：当时，我到部队时间不长，也不会打草鞋，就找些破布，搞点麻，搓成绳子，包着脚走路。可没走几里，就散架了，只好又赤着脚。那天我们行军，走了20多里，我的脚被石头碰得都是血，大别山又是阴雨连绵，伤口碰到水，钻心地疼，可没办法，又不能掉队，咬着牙走吧。正走着，我看见路边有只胶鞋，就是国民党兵穿的那种，上面有个破洞，可能是人家觉得破了，不要了。我那个高兴啊，忙捡起来穿了起来，鞋子小，挤得脚难受，可是好多了。只有一只鞋，我就两只脚轮流着穿，走了40多里，也没破，当时我心里就想，这鞋真好啊，将来能买一双多好，起码能穿好几年。我还想，这个国民党兵扔了一只鞋，总不会也像我一样也穿一只鞋吧，那只鞋说不定也会扔掉。我就很注意路两边，东张西望地想再捡一只，可注意了两三天也没发现另一只，我这才泄了气。
大米、小路、草鞋，一首悲壮的史诗。
除了这些，疥疥又是对部队的一个严重威胁。部队在打过汤阴以后发过一次服装，后来一直没有发过。大别山区，气候潮湿，再加日夜行军作战，泥里爬，水里滚，露宿荒野，身上没有干的时候，卫生条件也不好，一个月不到，身上都是臭烘烘的。几乎每个指战员身上都有了虱子，到处都有，皮虱、阴虱，最厉害的是头皮上的，头皮痒得发麻，就使劲去搔，搔出血了，血痂就和头发粘在了一起，就像叫化子一样。严重的时候头发都粘在了一起，一直到出大别山打襄樊时，许多战士还是这样。四十九团团长苟在合身上的虱子也成堆了。有一天宿营时，他身上痒得不行，把衣服脱下，骑兵通讯员屈海群接过来，升了一堆火，把背心一烤，虱子密密麻麻掉在火堆里，噼噼啪啪地响。在这种情况下，不少人得了可怕的疥疮。疥疮传染，一个连队一个人得上了，不到几天，几乎一个连队的指战员都会染上了。
十六旅四十六团从团长到饲养员，几乎人人都没能逃过疥疮的折磨。原四十六团卫生员贺国强回忆说：疥疮这玩艺可厉害啦，俗话说：“疥疮是条龙，先从手上行，腰上转三圈，大腿根上扎了营。”这东西主要就是痒，晚上睡不着觉，许多人把自己的皮肤都抓破了，特别是大腿根，最让人难受。白天行军时，一个个哈巴着腿
，走一步挠一挠。这东西得用硫磺治，可到哪里去搞硫磺？就是搞来了也不够，不是一个营、一个团，全纵队都是这样。只能用土办法，把手榴弹搞开，里面的炸药里有硫磺，一颗手榴弹能搞一两。有了硫磺，还要用猪油，猪油就只能去买。部队南下时，带了不少大烟土，用大烟土去换猪油，有的人不要大烟土，就只好用银元，有些老乡穷，没见过银元，你要敲一敲吹一吹，他才知道这是银元。把猪油拿回来，先煮一煮，再放进从手榴弹里搞出来的硫磺里，然后把战士们集合起来，找间屋子，把窗户关上，烧上一堆稻草，战士们把衣服脱光，把疥疮挠破，出了血，烟火一熏，再往上抹猪油。我们搞时，营连的卫生员都要来看，然后回去再分头去搞。就这么搞了一两个月，基本上把疥疮灭掉了。但这也只能管一时半会儿，过不了多久，就又有人会染上，在大别山的日子里，疥疮从来没断过，那个苦啊，比后来抗美援朝还要苦。
那些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甚至在以后的抗美援朝中出生入死的六纵老人们，至今一提起大别山，都摇头，他们觉得，生活最苦，风险最大，锻炼最多的就是在大别山，意志坚强不坚强，思想信念坚定不坚定，大别山是一个最大的考验。
在这艰苦的斗争中，有人开始动摇了。
开小差逃跑的主要集中在鲁西南俘虏来的解放战士，这些战士大部分是南方人，再加上千里跃进大别山，时间仓促，没有经过诉苦教育，一些人受不了这个苦，想方设法地开小差跑了。四十七团二营机枪连，一夜就跑了17个，人跑得太多，连重机枪都没办法抬了。
六纵文工队有个女战士，家在武汉，到大别山时，她觉得大别山太苦，离家又很近，就找个机会跑了。但她也没能跑出大别山，几个月后，文工队经过一个村庄里，看见河边有个女的在洗衣服，再仔细一看，是那个女队员。看见文工队，她就呜呜地哭了，原来她跑出不久就被地方土顽抓住了，被土顽卖给一户人家当媳妇。她回到了文工队，部队也没怎么处理，但其他队员觉得她开了小差，都看不起她，不愿和她在一起，平常也不和她说话。在文工队呆了两年，部队进军大西南的途中，她又开小差跑了。
北方来的战士开始怀念起太行山来了。太行山虽然也苦，但都是本乡本地的，形势不大紧张时，还能抽空回家看看。打起仗神出鬼没，都是我们主动去找敌人，打它个伏击，能打就打，不能打就跑。在晋冀鲁豫太平原上作战，汽车、大炮、马车浩浩荡荡，并着排开，哪像大别山，走路都让人头疼！
根据地来的老战士也有人开了小差。
原纵队会计侯雨成说：在大别山受不了那个罪，开小差跑的，北方的老战士也很少，跑也跑不出去，因为你要问路啊，一开口就是一口北方口音，地方的土顽立刻就抓住你了。但也有跑回去的，纵队财务科长陈景闻就开了小差，跑回河北老家了。我们抗美援朝时，路过石家庄，我看到他在街上摆个小摊，在卖瓜子和香烟。我怎么看都像他，忙上去问他：“你是陈景闻吗？”他看看我，头一低，不吭声了。我再问他，他干脆把东西一收拾，扭头就走了。可能觉得自己是逃兵，不好意思。他可是个“三八式”的老革命了，抗日战争都挺过来，在大别山却退缩了，大别山真是考验人啊。
这些即使侥幸跑回了老家的，最终的命运也好不到哪里。
李洪如是和辛洪星一起在山东参军到六纵的，辛洪星如今在合肥市十二军干休所，颐养天年，而李洪如却是山东乡下一个农民。大别山是个分界线，把两个人的命运截然分开了。
1946年，六纵到辛洪星家乡去招兵时，辛洪星不但自己参军了，还动员了两个，其中一个就是李洪如，李洪如虽然比他大1岁，但按辈份，还得给他喊叔。辛洪星到他家喊了一声：“洪如，咱们去当八路去！”李洪如已经结婚，但参军一点事也没费，辛洪星一喊他，他立即就跟着出来了。那次在辛洪星的家报名参军的有500多人，分兵时，49团炮兵连长马天功来挑兵。那时大家都想当炮兵，马天功走到辛洪星跟前时，他忙把胸脯挺起，站得直直的，马天功看了看说：“你出来！”叫了6个人，没有李洪如。马天功正在给这6个人讲着话，李洪如跑来了，蹭到辛洪星跟前：“我们一块当兵的，分开了怎么办？叔，你去给他讲讲，不要把咱俩分开。”辛洪星一听，在队伍里也喊开了：“连长，我俩一块当兵的，我当了炮兵，他也要当炮兵！”马天功不高兴了：“当兵不能讲价钱，这又不是买菜……”话没说完，李洪如叫了起来：“你凭什么把我俩分开，我俩就要在一起……”马天功把手挥了挥：“去去去，到一边去！”
李洪如被编到了步兵连队。
刚到大别山不久，辛洪星听一起当兵的老乡讲，李洪如开了小差。他还有点不相信，可没过多久，他又听说，李洪如是真的开了小差，但没跑回家，也不知去哪里了。老家听说了，当地政府就把他家的门封了，父亲也被赶出来了。
解放战争结束后，辛洪星回家探亲，听村里人讲，李洪如回来了，已经疯掉了，天天骂人、打人。生产队长就找了一个会武术的，带上四、五个年轻人，半夜摸到他家里，谁知他到底是个当过兵的人，虽然疯了，但警惕性还很高，听见响声，从后门出去，拿把锹，搬个梯子，上了屋顶，占领了制高点，看见人就骂：“你们活得不耐烦了？哪个敢上来，我就铲死你！”生产队长就让别人出去，会武术的躲在院子里，等他下来了，一把把他抱住，其他人一拥而上，生产队长还借了一副手铐、脚镣，把他铐上时，他还在叫：“操你们妈，不会轻一点吗？把我脚搞断了！”
生产队把他送到了济南的精神病院，医院里把他用皮带捆在床上，用电击疗法。电击了几次，他也不叫也不喊了，呜呜地哭起来了：“求求你们把我放了吧，我这是在装疯，我都活不下去了，我真后悔，我不该当逃兵。”但医院里也不信，一直把他关到了“文革”。到了“文革”医院里也没人管他了，他才跑回来了，听说辛洪星在十二军当了“大官”，就跑去找辛洪星，说：“我在大别山，真受不了那个罪，也想家，就偷偷地跑了。但也没出河南，就被地方部队抓住了，那时你也知道，哪个部队抓住开小差的就是哪个部队的，我就在那里又当了兵。有次打仗，我挂彩了，住在野战医院，有一天敌人突然来了，医院来不及转移，就让我们自己能走的就走，每个人都开了一个证明。我就带着证明回了家，可我开小差的事老家都知道了，没人相信我又当兵的事，还要法办我。我就只好装疯了。”说着，就把证明拿出来给辛洪星看，那是一张草纸，盖着方章，皱巴巴的，一看就知道是真的。他可怜巴巴地看着辛洪星说：“现在国家有个政策，过去参军挂彩的，可以补办个残废证明，一个月发给几块钱，你能不能帮我搞一个？”辛洪星就给和他们一起当兵的，“文革”时在河南省军区当领导的老乡写了一封信，讲了这事，然后又给老家的革委会写信证明了一下，很快就给他落实了政策，按“掉队”处理，办了个“残废证”。辛洪星说：“他可感激我了，现在我一回去，他都要把我拉到他家，又是买酒又是买肉地招待一番。”
自然条件的艰苦和恶劣，虽然使少数人动摇了，大多数的指战员还都是咬着牙忍受了，但精神上的折磨、痛苦却难以抹平。原四十六团团长唐明春，现在已经是92岁了，讲起六纵，眉飞色舞，但说起大别山，声音就越来越低了：“我是个老红军，过雪山、草地，参加过西路军，什么苦都吃过。红军、八路军就是苦出来的。可到了大别山，那日子比长征还苦，以后抗美援朝也比不上，要苦多了。那种苦啊，它不但是身体上，生活上的苦，这苦也不算什么，最让人受不了的就是心灵的、精神上的苦！”
这种苦，刘邓也早就想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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